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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涓涓细流，汇成江河。酵头和泉水，你在哪里？如果你再不来，我们可就要憋死和呛死了。再这么混乱下去，我们可就要颠死了。再这样唱下去，我们所有的嗓子都会劈裂，我们都会像老袁一样成为打麦场上的一群落汤鸡。到了那个时候，大家成了一群鸡并且是一种颜色的鸡，世界可就没救了。我们拼命扯着嗓子在歌唱的时候，我们心里却在发虚呢。我们希望有一个外在的原因和契机，使我们的歌唱停止下来。但它像滑行的翻滚过山车一样，谁能阻止它的惯性呢？这时我们清清楚楚地知道我们马上就要被没顶了。老袁没有使我们没顶，我们自己却使我们没顶了。但天无绝人之路，好运气总在意料之外。如果没有意外的契机和运气，这个操蛋的世界不就早要玩完了吗？事后我们才知道，契机原来就是我们身边潜藏的细菌和危机，它是改变我们人生道岔的搬手。希望和危机并存，失败中孕育着挑战。那么引起我们这场打麦场骚乱的原因是什么呢？原来就是因为一个啤酒瓶子，它就好象后来的某两个人定下终身是因为一个盒饭一样。「谁喝啤酒了，谁喝啤酒了？」开始有人在那里喊。接着这个酒瓶子就爆炸了。是从窗子上扔下来的，还是在平地上有人拋高了？是两人争斗而摔，还是捣乱分子故意破坏？一切都不得而知。从后来事态的发展看，前面的起因也显得不重要了。就像任何历史事件一样，最后追究其起因的时候，一切都显得含混不清。起因这时就成了一种假设。历史原来是在假设之中前进的。当我们明白这一点之后，我们就对打麦场上引起的那场骚乱，之前那么多可以引起骚乱的原因在那里摆着它们硬是没有引起骚乱，后来因为一个啤酒瓶子就引起了波澜壮阔和惨绝人寰的骚乱，我们就不感到奇怪和显得通情达理了。就是因为丢了一个士兵，引起了一场民族战争；就是因为楼上女人的一笑，让人丢掉一个民族和国家；看似不近情理和让我们猝不及防，但它是历史的真实。我们欢迎这样的历史，我们讨厌逻辑；我们在逻辑面前显得束手束脚；离开逻辑，我们就可以借助一个啤酒瓶子或者是一个驴粪蛋子来改变历史。如果我们尊敬逻辑，我们就等于自己把自己排除到历史之外；离开逻辑，我们总能让历史发生些意外得到些惊喜。这些意外是我们的生命所在。我们要以我们的生命来保护它，就像保护我们的眼珠。摔，还有没有啤酒瓶子？打麦场上所有的人，都在那里兴奋地喊叫，连贵族们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于是，打麦场上的爆炸声此起彼伏。这就成了中东的战场了。在一片人的欢笑和鬼哭狼嚎之中，骚乱就起来了。人们像潮水一样涌了过来，人人忘记了自己理智时的身份，你重重的捂上我的眼睛，让我猜猜你是谁？你猜了玛丽和麦瑞，就是没有提到我的名字。世界的标准都不存在了吗？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不是来吃干饭的，我们也不是游手好闲之辈，我们都是身肩重任和有重大使命的人。我们担负着人类的先驱和寻找精神的最后归宿地的责任。我们是来搞同性关系的。我们是一帮回到故乡的无家可归的孩子。标准是什么？谁和谁在一起呢？我们刚才在心里没说，我们似乎都在干着别的事情，我们用刚才的种种捣乱和种种争斗来掩盖我们的真实心情，直到骚乱起来，我们才知道，刚才的一切原来都是虚假的，我们都是在做戏，其实我们心中想到的，我们在潜意识之中最为担心的，还是这样一个东西。事情迟迟不决，我们在心里早已经对我们的领导者猪蛋和冯·大美眼感到愤怒了。是用异性关系中过去的拉郎配还是用现行的自由恋爱呢？是事先见面呢？还是用旧社会的布袋买猫呢？见面有见面的好处，不见面也有不见面的乐趣呢。一直到入了洞房，我们还知道将要面临的对手是谁，等到揭开她（或他）的盖头布，我们才认清了她（或他）的真面目──这也别有一番刺激呢。这才叫捂着眼睛猜我是谁呢。到底怎么着，直到现在还没有标准。事情已经就绪，同性关系者大军已经开进故乡，但是一切还没有开始，我们能不着急吗？人都憋得上火了，打麦场上能不出骚乱吗？既然没有标准，我们也就不指望标准了，一个啤酒瓶子下来，我们就要自己动手了。刚才我们的毛孔还被厚厚的腻泥堵着呢，多少天没洗澡了，在这上火的大热的天气里，我们坐了整整好几天的长途车，我们就要被堵死和憋死了，正在这时，一股冒着热气的泉水，就在我们眼前的山上突如其来地流了下来。虽然只是一种狭路相逢，但我们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们发一声喊，队伍就炸了，我们就冲向了毫无标准和毫无准备的山泉。我们赤身裸体和赤膊上阵地跳入其中将脑袋没在了它的下面。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诺言和我们为此所准备的情感，我们为我们的背叛而流下了痛快的泪水。但一场暴风骤雨过后，我们的毛孔张开了，我们可以以我们全身的张开和敏感，来接受世界的一切了，我们才发现，这个世界已经不是昨天的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