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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他还有一个帝师的身份，每日还要到皇上读书的毓庆宫给皇上讲课，有一个任何人也没有的‘独对‘之权，于是翁同和对于朝政的影响，便是不言而喻的事。
李鸿章都拿翁同龢奈何不得，还反被他搞的非常惨，谭钟麟自问自己远不如李鸿章，也许儿子有李鸿章这份见识，但是却缺少扎实的权力基础——和翁同龢作对就是和皇上作对，没有李鸿章那份底子，能和皇帝拍板么？就是刘铭传这个枭雄也不是被翁同龢给收拾了，丝毫不念其保台大功，扁了就是扁了，刘铭传不愿意应召除了认为朝廷轻视他之外，还有对光绪皇帝的无情的愤慨。
谭延闿之所以雨夜前往天津，其身负的一个重要使命便是看看李鸿章那里有什么办法没有，同时也是期待在刘铭传负责陆上战争之后，李鸿章能够渡过这次危机，虽然实力大损，但是大学士的名头依旧丢不了，占着位置让翁同龢做不了“真宰相”。只要李鸿章能够渡过这一关，那下面的事情便是与之结成联盟，同时也要联系老翁同学的其他冤家对头，不然等慈禧寿辰过去了，谭钟麟要返回广东，而谭延闿说不得就要成为翁同龢菜板上的一块肉了，就是有恭王照应也很难说。
李鸿章在与谭延闿会面之后，也明白刘铭传能够出山，谭氏父子是出了大力的，放任翁同龢这样的人于己于人都是一个相当大的麻烦，既然谭氏父子与翁同龢结仇来寻求联盟，在道义上李鸿章是绝对不能袖手旁观的，只是他现在至少也要迈过这道关口才能够有精力对付翁同龢。不过谭延闿这次天津之行也不是空手而归，他带回了李鸿章对付翁同龢的一个好办法——翁同龢自负为清流元老重臣，他是看不起那些以“洋务”起家的新派人物的，甚至不愿意接近一切与洋务有关的事务。
翁同龢不比倭人等顽固保守派分子，但是身受传统教育出来的他对于外国人的洋玩意是非常深恶痛绝的。根据李鸿章的叙述，翁同龢在来到天津这几天里，不会使用电灯、不会开门——天津紫竹林的客栈门锁是那种带上后自动反锁的西洋门锁，就这么一点差别，翁同龢在紫竹林这几天过的非常郁闷，晚上李鸿章亲自到房间拜访的时候，还要给翁同龢来关灯。
“翁书平在外交事务上楞充行家，处处与老夫作梗，偏偏还拿他没有办法……最好的办法便是把他给拉进来，让他亲自尝尝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滋味！”李鸿章如是说——他的那个争议颇大的女婿张佩纶便是因为好发高论，被人弄到中法战争的前线去“体验生活”的，弄到现在这个境地。
谭钟麟和恭王奕訢对此也是非常感兴趣，翁同龢一直高调喊着主战，就是慈禧发话主和并且还让他亲自去了一趟天津专门和李鸿章协商这件事，等他回到京师后依然是这个调调，搞的李鸿章极为被动。同时也是因为翁同龢的主张和影响，现在的光绪皇帝也是主战的思想，这已经造成了皇帝和太后之间的严重分歧。
谭钟麟、李鸿章或是恭王奕訢，他们尽管都摄于慈禧太后的威严不敢冒犯，甚至是兢兢业业的为其做事，但是骨子里面还是对于垂帘听政这种事情非常反感甚至是反对的，只不过不敢明目张胆的站出来说不罢了。“牡鸡司晨”在中国历史上一向被看作是亡国的先兆，就是和慈禧再贴近的大臣中，也不乏对慈禧垂帘听政感到厌恶的人存在，尤其是当皇帝大婚后还这么做，这就更加反感了，可惜在这个当口没有慈禧不行，当年曾国藩不敢做的，现在更是没有人敢做了。
李鸿章和恭亲王奕訢已经开始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面前或是上章，或是借势推荐，其一个中心目的就是为了再一次的“扩大”翁同龢的权力——推荐翁同龢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这个时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后世的外交部，专司对外交涉事件，恭王奕訢和李鸿章的用意非常明显——既然你好在对外交涉事务上放言高论，全部顾及办事诸人的实际困难，那现在就以“请君入瓮”的方式让他自己来挑挑这个胆子，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以为对洋人的交涉容易办的很。
光绪皇帝自然希望老师的权力能够越来越大，这样对于他主政也是极有帮助的，而慈禧太后则是认为翁同龢在办万寿的过程中已经由助力变成了阻力，这个时候给他安排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算是加重其工作负担，转移其视力省得从中作梗。两个领导者内心中的不同出发点却归于一点，都认为翁同龢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自己有利，可惜翁同龢在这个问题上却难得精明了一次，说什么也不去，搞的所有人都大失所望，不过所有人都没有放弃这个努力，翁同龢也是有段日子要好受了……
谭延闿在恭王正式会晤张之洞之前要打个前站，为此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抵羊纺织厂正式收购湖北织布官局，收购的代价是三十万两白银外加承担当初借款汇丰银行的十万两白银的外债，出于巴结张之洞，谭延闿还额外出资十万两在湖南和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