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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年龄层的读书人在很大程度上都对变法维新派有着很大的好感，加上谭延闿有意无意的偏袒，就使得“议事会”这个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抹上了维新派的色彩。
这样的议事会肯定和谭延闿心目中的相差甚远，不过在这个时候也算是勉勉强强凑合了，只是维新派的色彩太重了显然不附合他的政治意愿。议事会功能定位上更像是一个政府咨询机构，手中并没有多大的实权，这也是谭延闿对其能够忍耐的根本所在，但是这只是第一届议事会，随着他在直隶三省大办教育日后所显现出来的回报，成为议事会成员的主体的必然是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来补充。
当然从新式教育体系中走出来的人想要成为“议员”，这中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以现在直隶总督衙门对新式教育的巨大政策倾斜，还有更多的人提出废除科举制度，可以想象未来的议会主体必然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的天下。
天津和山东议事会的成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毕竟以前关于西方的政治制度都还停留在纸面上，报纸上折腾的厉害，民间士子们也都讨论，虽有地方大员提出过，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见谁真正干过一些切实的努力，在发生八大臣出洋被刺事件之后，朝廷对于“立宪”也没有任何作为。
就在举国还在观望的时候，天津和山东议事会的成立无疑给已经最近一段时间处于低谷的“立宪舆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尽管连谭延闿在接受中外报纸记者采访的时候也坦诚承认，现在的议事会并非是选举而来，而且议事会的并没有行政权力，但是中外报纸还是给予了谭延闿相当高的评价——报纸上盛赞谭延闿是“开明之巨手”，而以天津为中心，这几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也促成了一个高层资产阶级，他们更是支持谭延闿，国内倾向立宪的人也视他为宪政运动的中间，至于康有为等人则被他的影响力再次排挤到了一边。
“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都未允洽，以致众情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之事，任意可否，喜怒无常，辞色渐露，实属狂妄任性，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罚；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加重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特谕！”
谭延闿手中拿着刚刚到手的一纸文书，他没有想到慈禧太后还真的选在翁同龢七十大寿的坎上送给老翁同学这么大一个“贺礼”。谭延闿无法想象翁同龢这个七十大寿是怎么过来的，这并不属于他所关心的，尽管这个昔日的政敌给自己造成了很多麻烦，但他留给谭延闿的更多的是经验，说起来他心中还是挺同情翁同龢现在的境遇，毕竟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受此打击并不好过。
翁同龢的罢免在官场上又引动了一次风波，而风波中心的翁同龢本人并没有什么动静，诏谕内容非常严厉，从内容上看这也绝对不是光绪皇帝的手笔——从四岁开始，光绪皇帝接进宫便跟随翁同龢，二十多年下来这份香火情不是这么容易泯灭的一干二净的，就算要罢免翁同龢也要一步步来，不至于一下将所有的官职全部抹去。
谭延闿得知翁同龢被罢免的时候已经是当天的晚饭时间，如果没有这档子事的话，估计翁同龢的府上正是高朋满座庆贺他七十大寿的时候，这一纸诏谕让喜事差点变成了丧事，反差实在是太大了。慈禧太后也是挑了这个时间给翁同龢以及所谓的帝党予以沉重的打击，但在谭延闿看来这个老太太这么做已经是失去理智的表现，没有半点可取之处——这明显就是“家天下”的表现，政治上的人事任免成为个人泄私愤的工具，而朝中一品大员也可以摆在政治交易的秤杆上，这个国家是爱新觉罗的！
为了羞辱翁同龢，罢免诏书上像对待一个犯人一样对待他——令他转天即刻离开京师，而且也不像其他辞官回乡的大臣一样享受任何待遇和荣耀，甚至令其家乡地方官员对其监管——也就是说翁同龢回到家乡之后，是不能随意走动的，若是有事到其他地方走动，还要事先请示地方官员，得到许可后才可以动身。
“毫无疑问，这是出自慈禧太后的手笔！”谭延闿很快便做出了反应，这一次他并不准备迎合慈禧太后，对于这个昔日的政敌他虽然没有好感，翁同龢署理户部期间无论是李鸿章还是谭氏父子都死死的掐住财政的脖子，甚至还成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造成甲午惨祸的间接帮凶，不过至少有一样他还是非常赞赏的——翁同龢从来没有贪过国库一分银子，他是这个时代极为罕见的清官。
翁同龢回老家无非是乘船或是坐火车先到汉阳再乘船沿江回老家，无论走那条路都要遇过天津，而谭延闿则命直隶总督府上下官员在天津火车站摆出盛大的仪式来迎送翁同龢。这不仅仅是为了出于对昔日政敌的尊重，也同时表明了北洋对朝廷的态度——今日可以如此对待翁同龢，他日难保谭氏父子也会走上翁同龢的路。
翁同龢的火车缓缓的驶进天津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