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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为锡林郭勒盟副盟长。1925年，以西盟代表的身份应邀赴京出席了善后会议，被选为段祺瑞政府临时参议院参政。从这时期他涉足政治舞台，和贡桑诺尔布、凌升、白云梯、郭道甫、吴鹤龄、金永昌及西藏宗教领袖九世班禅等人相互交往，探讨内蒙古自治出路。同年，二十三岁的德王提出“改革旗政，出问蒙事”，加强和扩大蒙旗保安武装组织，兴办中、小学教育和卫生、工业组织，建立纺织厂。他以保护张家口至外蒙古境内的乌得之间的公路交通为名，向北京政府和各路军阀要钱要枪，挑选本旗精壮子弟组建起一支500多人的乌滂守备队。这一年他还积极参与了北京的蒙古族各界人士和蒙藏学校的青年学生举行的，内蒙古人民反对移民屯垦的大规模的游行请愿运动，取得较大影响和效果。
1930年，吴鹤龄等一大批蒙古族青年不满国民政府的治蒙政策，以内蒙古各盟旗代表组成内蒙古代表团，前往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从而促成了1930年南京蒙古会议的召开并通过了《蒙古盟部旗组织法》。对于这一运动，作为锡副盟长的德王表示了赞同和支持，并派代表参加。
由此可见，德王这时候的政治理念，是蒙古区域自治，这并不影响国家稳定，相反还是促成共和制度的发展。因为现代共和应该有两个要点：一是公民自由权利的宪政保障体系；二是地区和民族和平联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权，拒绝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既然国民政府承诺“五族共和”，“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那么，五族之一的蒙古族成立区域自治，可说理所当然。
在从政过程中，德王了解到属地方自治性质的内蒙古自治，尚在国民党中央许可之列，便和锡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丹、乌盟盟长云丹旺楚克、伊盟盟长沙格德尔扎布会商，于1933年8月24日在百灵庙举行了第一次自治会议，发出通电宣布成立“蒙政会”，云王为委员长、索王、沙王为副委员长、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上具体事宜都由德王一手操办。同年10月，各盟旗选派代表赴京请愿国民党中央批准“蒙政会”。德王还派私人代表面见蒋介石，一则报告日本人进出西蒙地区，请示如何对待；再则请拨经常费及建筑费。这次自治运动得到蒙古各阶层和各派的一致赞同、支持。南京政府也于1934年3月，批准成立“蒙政会”，4月在百灵庙隆重举行了蒙政会成立典礼。蒙政会委员中包括白云梯、克兴额、吴鹤龄等国民党中央党政官员，也有阿拉坦鄂齐尔、达理扎雅、郭尔卓尔扎布、卓特巴扎普、尼玛鄂特索尔、荣祥等各盟旗执政王公。还吸收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为工作人员。德王发动和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终于获得了成立“蒙政会”的成果，成为当时国内蒙古各盟旗统一的民族自治机关。
但是，国民党中央对于何谓“共和”仅仅是一个时髦，“领时代之先”的招牌，他们更追求的是全国的大一统，在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之下实现中国传统的“书同文，车同轨”的统一，根本没有领会共和的真谛。何况，国民党从创始人孙中山开始，便不承认中国为多民族国家，孙中山便说：“中国自广州北至满洲，自上海西迄国界，确为同一国家与同一民族。（《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87页）”。而蒋介石更是提出“中国没有不同民族，有的是同一民族的不同宗族”。既然这样，德王等蒙古先进分子创立的“蒙政会”，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眼里，就成了一个新型的地方军阀。
而作为在华北有着实际利益的军阀傅作义也容不得在自己治下有这么一个机关存在。因此，对于这个有着地方自治性质的民族自治机关，无论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还是地方政府，都用尽一切手段进行破坏：
1934年8月，蒙政会保安队总队长、德王的日文翻译并为德王办理对外联络事宜的韩凤林，在北京被国民党宪兵机关以日本特务的罪名秘密逮捕后处死；
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的“各项税收在蒙地及向蒙民征收的部分应一律劈分蒙古若干成”的规定迟迟得不到落实，于1935年秋，德王与傅作义为蒙旗过境税问题，在乌拉特中旗黑沙图税卡发生冲突，几至交火动武；
乌拉特前旗（西公旗）扎萨克去世，其族侄巴图巴雅尔、石拉布道尔济二人发生争袭事件。盟长云王主张由近支巴图巴雅尔承袭，绥远省当局却硬行将石拉布道尔济扶上王位。后因该旗贵族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发展为德王和傅作义之间武装冲突的起因，死伤几十人；
绥远和察哈尔省当局无视南京政府公布的有关政令，仍继续在蒙旗地区推行屯垦，增设设治局，使得蒙汉矛盾、农牧矛盾越发激化。
在成立的一年中，在与傅作义的较量中处处败北，中央政府又“管不住封疆大吏”的处境下，蒙政会步履艰难，一事无成。如果仅仅是这样，德王只会继续在中央和地方实力派的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