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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独立政府向内蒙古王公发出的第一次《檄文》中也说：“现值南方大乱，各省独立，清皇权势，日就凌夷。国体变更，指日可待”；“我蒙古亦应联合各盟，自立为国，以便保我黄教，而免受人权力压制之苦。自应协力同心，奋勉图维”
在第二次《檄文》中又说：“现南路敌人，行将举兵来伐，即应妥为防守，以固疆土。凡交界关卡之处，须不时细心巡查，免贻祸患。相应飞咨喀尔喀连界之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盟长等，及阿拉善王查照，传饬所属各旗传谕各游蒙各沙毕奴仆等，如何定居？黄教如何扶持？各情形具闻，当奉法旨。非图独立，继难生存。”（《民国经世文编》第十八册）。
强调的也是“以便保我黄教，而免受人权力压制之苦”；“黄教如何扶持”的问题。
这与1913年10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驱逐清朝驻军后，由噶厦政府签署的一份表明西藏立场的文件内容有异曲同工之妙：
“满族皇帝与保护神五世**喇嘛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师徒试的关系。当时中国政府的唯一目的即是为今世和来世积德，他们帮助和优荣历代**喇嘛，礼通各寺院的喇嘛。这样的情谊使两个国家像同一个国家的兄弟一样团结起来。西藏人并不在意他们与中国的边界，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所有的行为都是对西藏友好的。然而，中国皇帝逐渐丧失了对佛教的信仰，对珍贵的保护神**喇嘛也不大尊敬了。后来，中国驻藏大臣及他的下属官员和军队对珍贵的**喇嘛就谈不上尊敬了。……西藏人民终于彻底绝望了，不得不起而反抗，并以中国人的失败而告终，由敦尔喀驻藏官居间调停停战，缔结媾和条约，规定中国官员和军队撤出西藏，从海路返回中国。……”
清朝皇帝把信仰黄教的蒙古人和藏人分成四大教区，前藏、后藏、内蒙古和外蒙古，在雍正时正式确定，分别由**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四大活佛执掌，并规定不分高低，各掌其事。上面引用的外蒙和西藏两份文件，都是举出清廷对于荒郊大活佛的不尊重，失去了这些地方黄教信徒的信任，从而引发了分离运动。
诚然，这些放在表面上的原因，还可以看成是“借口”，但对于外蒙古的王公和人民来说，却是再充分不过的。西藏的分离，与英国的努力分不开，而外蒙古的分离，也与俄国的努力分不开。
1911年7月，以哲布尊丹巴活佛为首的外蒙古王公，以会盟为名，在库纶召开四盟王公秘密会议，决定实行外**立，并派遣以杭达多尔济、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为首的代表团密往俄京圣彼得堡请求俄国政府“庇护”，“接纳喀尔喀于俄国保护之下”。7月30日，杭达多尔济率领一个代表团带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向俄国“要求武装援助”（阿.**夫《沙俄与蒙古》，见《红档》杂志第6卷，1929年第37期）的信件去俄国首都彼得堡。8月15日，代表团抵达彼得堡，经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俄国内阁总理大臣商谈，沙皇政府于8月17日举行的远东问题特别会议决定：“帝国政府……不承担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人脱离中国之义务，而是居间调停，通过外交途经支持蒙人捍卫独立之愿望，勿与其宗主国君主清朝大皇帝脱离关系。”会议还允诺“将支持他们为捍卫喀尔喀之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中旬，杭达多尔济一行赶回库伦，密谋宣布外**立，组成以杭达多尔济为首的临时总理蒙古国务衙门。11月30日，杭达多尔济等人，向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提出最后通牒，宣布“将蒙古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立帝国，公推哲布尊丹巴为大皇帝，不日登极”，要三多立刻出境。
据中文史料记载：在农历十月“十四日，三多见蒙人无加害之意始由领事馆雇车数量，逃至恰克图。恰克图署任章京见三多至，再三挽留，不令其去，三多坚执不从，遂乘俄国火车，逃归奏天，旋又逃至天津”。12月16日，库伦独立集团正式宣布成立大蒙古国，以共戴为年号，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任命大喇嘛车林齐密特为内阁总理大臣，内阁共设外务、内务、财政、兵、刑五部。各部大臣如下：
外务大臣：杭达多尔济；内务大臣：车林齐密特(兼)；财政大臣：察克都尔扎布；兵部大臣：棍布苏伦；刑部大臣：那木萨赖。此外，海山、陶克陶二人也分别被任命为内务部司官和兵部司官。
1912年5月，库伦独立军5000余人，由海山和丹必占灿喇嘛带领进攻科布多。当时科布多城有守军300余人。科布多守军与外蒙古军队奋战几十天，直到8月6日，科布多城失陷。
至此，外**立政权控制了外蒙古全境。
外蒙古诸王公在这个时候也许以为大功告成，但他们忘了，一个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