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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跟你妈妈说什么？我一句都听不懂。”
刑露回答：
“是上海话。”
“你是上海人？”
“嗯。”
“刚刚那句上海话是什么意思？”
刑露那一汪深眸眨也不眨，若无其事地说：
“我告诉她，我跟同学在图书馆里温习，要晚一点回去。”
那几年的日子，我自认为是刑露最好的朋友。我简直有点崇拜她。在她身边，我觉得我仿佛也沾了光似的。刑露是不是也把我当作好朋友，我倒是没有去细想。她就像一位训练有素的淑女，很少会表现出热情来。除了必要时向她母亲撒谎之外，她是挺乖的。
然而，后来发生的那件事，对她打击很大。她绝口不再提，我也不敢问。
几个月后，会考发榜，成绩单发下来，刑露考得很糟，那对她是双重打击。她成绩一向都那么好，我不知道她怎样面对她母亲。
我的成绩不比刑露好，可我并不失望。我根本就不是读书的材料，巴不得可以不用再读书，早点出来工作，家里也没给我压力。
刑露也许是没法面对别人的目光吧。那阵子，她刻意避开我。我找了她很多遍，她都不接我电话。后来更搬了家，连电话号码也改了。
从那以后，我和刑露失去了联络。每次坐车经过界限街那一排旧楼，我总会不期然地想起她，想念那双如水的深眸。
刑露和我，直到差不多两年后才重逢。
那是一九八一年的秋天。
眼前的刑露出落得更漂亮了。她那头浅栗色的长发烫成波浪形，身上穿着一袭黑色西装上衣和同色的直筒半截裙，脚上一双黑亮亮的高跟鞋，露出修长的小腿。
那是我们店里的制服。
要是当时我们比如今再老一些，我们也许会觉得生活真是个嘲讽。刑露和我读书时最爱逛时装店，鼻子贴到橱窗上对着那些高级成衣惊叹。几年后，我们两个却在中环一家名店当了店员，天天望着摸着那些我们永远也买不起的昂贵衣裳，眼巴巴地看着它们穿在那些比不上我们漂亮，却比我们老的女人身上。
刑露比我早一年进那家店。我们相遇的那天，是她首先认出我的。
“明真,你头发长了许多啊。”她朝我咧嘴笑笑，那双大眼睛比我从前认识的刑露多了一份忧郁。
就像她第一天来到学校课室那样，站在我眼前的刑露，似乎并不属于这里。她该属于一个更高贵的地方，而不是待在这种地方，每天服务那些气质远不如她的客人。
不管怎样，我们两个从此有聚头了。我看得出来，她很高兴再见到我。对于过去两年间发生的事，她却一句也没提起，仿佛那两年的日子丝毫不值得怀念。我猜想她大概过得很苦。
那时候，我正想离家自住，一尝不受管束的独立生活。我不停地游说刑露跟我一块儿搬出来，却也没抱很大的希望。我知道她母亲向来管得她很严。然而，我没想到，她考虑了几天就答应了。
刑露和我去看了一些房子，最后决定租下来的一间公寓在浣纱街，是一幢四层高的唐楼。我们住的是三楼。虽然地方很小，可是，却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小小的客饭厅，墙壁还是刚刚刷过的。
刑露是个无可挑剔的室友。她有本事把房子布置得很有味道又不怎么花钱。她买来一盏平凡的桌灯，用胶水在奶白色的灯罩上缀上一颗颗彩色水晶珠儿，那盏桌灯马上摇身一变成为高价品。
她会做菜，而且总是把菜做得很优雅。她从家里带来了几个骨瓷盘子，罐头也是盛在这些盘子里吃的。
刑露和我那几件拿得出来见人的衣服是店里大减价时用很便宜的员工折扣买的。刑露很会挑东西。虽然只有几袭衣裳和几双鞋子，她总是穿得很帅，把昂贵和便宜的东西配搭得很体面。店里许多客人都知道她会挑衣服，态度又好，不会游说客人买不需要的东西，所以常常指定找她。
我们这些在名店里上班的女孩，只要有点姿色的，都幻想钓个金龟。大家一致认为刑露是我们之中最有条件钓到金龟的，可我们每次唧唧喳喳地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刑露都显得没劲。
那些日子，我交过几个男朋友，却从来没见过刑露身边出现男孩子。她工作卖力，省吃俭用，看得出手头有点拮据。我没问她是不是缺钱。虽然我们同住一室，她还是跟以前一样，很少提起家里的事。
约莫又过了半年，刑露和我偷偷到一家高级珠宝店应征。刑露给录取了，她会说日语和国语，我两样都不行。幸好，珠宝店就在中环，我们有时候还是可以一块儿吃个午饭。
日子一直过得平平静静。一九八三年那个寒冷的冬日早上，我哆嗦着走下床上洗手间，看到刑露已经换好衣服，正要开门出去。
我许多天没见过她了。那几天都有朋友为我庆祝生日，玩得很晚。我回家时，刑露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