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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伤心。
刘协很清楚，他让两位有着强烈学术自尊的老学者伤了自尊心，但也必须承认，学者的身份，尤其是内陆学者的身份显然没有职业经理人更吃香。
虽然没有最终坚持成为一名历史社会学的学者，但他还是承继了王树安老先生的很多观点，在对中华文明到底是否为优秀文明的判断上，王树安老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文明是否真的优秀，肯定存在四个基本标准，即：
1、文明能否在达到自己的典范高度，并在典范高度后完成自我的蜕变；
2、文明能否在自己的领域和覆盖范围内实现保境安民、地域外患；
3、文明自身的亮点是否会自动退化为自己生命中的黑点；
4、文明能否在遭遇其他文明的冲击后，能够保持自己文明的特征，不冥顽不灵，不闭关自守，是否能够确保自己不进行全盘否定自身或其他文明。
从这些基本标准来判断，中华文明的本质是优秀的，但他的演变过程中却遭遇了太多的意外和变数，尤其的是漠北游牧文明的恶化和儒家文化后期的僵化。
实际上，儒家文化既确保了中华文明达到自己典范高度，也使文明抵御其他文明的冲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华文明因为儒家文化的存在，也没有在达到典范高度后实现自我的蜕变，也没有阻止自身亮点从民族光环走向民族阴影的过程。
高宁教授曾经和他说过，儒家文化在今天留下了两个毒瘤，其一是君子学说的反作用，使中华文明一直没有建立合适的社会公德，却拔高了一大堆不符合中国公民去遵守的社会道德，甚至使今天的社会还将职业道德等同于社会公德，也是劳模和英雄人物道德化宣扬现象的温床，实际上劳模的本质是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技术，但不等同于拥有良好的社会公德，但缺乏社会公德标准的情况下，人们就习惯去拔高这些劳模的社会公德，进一步导致公民缺乏统一的社会公德，使中华可以堪称强国，却没有资本堪称大国；
其二是过多强调家族血统观，却没有强调家族的荣辱观，这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贪官出现的温床，翻开那些贪官的人生记录，你会发现所有贪官污吏都是为了自己的家族去贪污去腐败，为了自己的子女父母去丧失基本的职业操守。
冥冥之中，刘协意识到自己这次的重生并不是要结束乱世这么简单，正如自己决定转学经济学的时候，王树安老先生和自己说的那样——你想做的事情，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
他心中有了计量便不再慌张，毫无疑问，当前离开京城赴外地为王是最合适的选择，一旦哥哥刘辩为董卓和曹操挟持，自己在外地就会成为汉室的象征，以荆州之财富容纳南下流民，再以汉室之名广纳天下才士名将，定可有所大为，日后挥师北上则名正言顺。
这一夜彻夜未眠，仔细思考所有的细节，还好他曾经为了写《论三国战乱对后世及中华文明的影响》这篇论文，他曾经将仔细翻阅过《后汉书》和《三国志》，包括很多教授的相关论文，对整个三国的把握和认知都有系统的认识。
他觉得自己要想南下荆州为王，再以此北上继承大业首先要做几个事情。
一、跟随自己南下荆州的人才，二十一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啊！这个话对今天来说一样是成立的。
首先是考虑荆州牧的人选，从最初的刘表等人开始排列，选来选去，他觉得卢植是最合适。卢植忠于汉室，又是宇内大儒，门下弟子过千，其中不乏刘备、公孙瓒等地方军阀，既通军事奇正之道，亦有经营一州之地的能力。
除此之外代为管理自己藩郡属地的太守、长史，思量来去当以洛阳令周邑和议郎蔡邕为最佳。郡都尉一直找不到合适人选，真想和父皇说调动丁原帐下张辽、高顺来，可惜这样做未免显得太露了。
荆州人才众多，且大多忠于汉室，想找出合适人才当任荆州治地的官员并不难，难的是千军易买，一将难求啊。
二、说服董太后相助自己赴荆州任藩王，虽然刘协心中清楚灵帝和董太后都有意立自己为太子，以自己对历史的了解，现在要争取还来得及，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现在当上皇帝也未必有什么善终。
三、在灵帝病逝前，自己还有两年时间折腾，最好是明年就能去荆州，今年必须在京城完成一些准备事宜，譬如招募一些人才，当然这些事情自己不适宜出面，而董太后和卢植无疑是最佳人选。
天亮之后，刘协立刻带着宫女去临房的董太后居所问安，最重要是取得她对自己这些想法的支持。
这几年来刘协一直是董太后亲自抚养，两人之间感情深厚，否则董太后也不会时常劝说灵帝立刘协为太子。
与董太后行礼问安之后，刘协坐到董太后身边与她闲聊，聊了几句，刘协问董太后：“太后，你说孙儿若想去外地为藩王如何？”
董太后听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