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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学者们已经通过挖掘证实了，而商朝时期就以洛阳一带的方言为标准音最终形成了华夏语，到了西周时期，齐国和鲁国的东夷被华夏化，分别操齐方言、鲁方言，华北平原西部的原华夏部落操赵方言、燕方言，到了东周，通用全国的雅言终于形成，也就是新地华夏语，其根基还是商朝地华夏语，但音字都已经融合了齐、鲁、燕、赵四方言，和老的华夏语有了很大地差别。”
“到了春秋五位大贤时期，诸侯混战，齐、鲁、赵、燕方言受了中原官话(雅言)即所谓的周语和秦晋方言的影响逐渐趋于统一，秦朝时齐鲁方言已完全融合趋同。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汉语官话，实际上就是雅言地格式为基础，融合了各地的音调最终形成了新中原官话，真正华夏时代的华夏语则在吴越以南的部分地区还有保存。”
“再到黄巾之乱，朕离开洛阳前往襄阳立楚。由于官员以洛阳旧部为主，但楚言和雅言之间差别很大，卢公就以雅言为基础，融合楚言的词汇和部分音调做为楚地地官话。可在朕掌位之后，由于朕大力吸纳流民，导致中原百姓数百万的涌入楚地，官话又从偏向楚回归到以秦汉时期的新中原官话，到了移都天京城，新中原官话又开始吸纳燕北方言，加上鲜卑、骊族的子弟涌入天京城弥补人口不足地问题，今天的天京话又开始在新中原官话的基础上略有北方化，可以说，今天我们司隶一带的天京话。他已经是雅言、楚辞、燕语和新中原官话四大语系的大融合的结果（我估计这种音调和今天山东河北为代表冀鲁官话、苏州、扬州为代表的吴越语都太相同，但相对最接近原华夏语）。”
“如今各地语系复杂多变，天京话为代表的新中原官话，江东的吴越方言，交州广南的粤系，还有扬南广北地闽系，巴蜀荆南的楚系，这些都是推行通行言的阻碍。朕的意思是重新规定新中原官话为基础，吸纳各地方言的天京话为国语。进行统一教育，各地基础教育中，必须以国语为基础，再次统一天下之音，允许各地说自己的方言，但必须同时掌握国语，无论藏州、燕州等州，还是中原各地，只要是中央二十八州内。就必须国语外，而各省汉民必须追求纯国语化。大汉、罗马、希腊三地学者在巴比伦省为了方便巴比伦省及周边邦联国、同盟国学习汉语，不是用罗马音标对汉语进行标注了吗，其实在大汉帝国内也可以这么试验下，看看是不是更方面普通子民学习汉字，统一国语的音。”
“在行文上面。朕希望推行新文。字形不求简化，但行文记叙不再追求文化。而是追求规则化，在口语化的基础上进行规则化，帝国的法律如果帝国子民都看不懂，那我们制定法律有什么用，帝国地德法同治的根基就是让帝国子民懂法、守法而不违法，而不是他们犯法了，我们再去处罚，朕说的法制帝国，他不是一个用法处罚的帝国，而是一个守法的帝国。”
“文教总院准备主持国语的新化工作，朕的标准是语音的统一化和天京化，行文的规则化，推行标点符号和巴比伦数字符号，数学、天文学、统计学和自然学科地学术论文中，涉及到数字的时候，都采用印度数字符号，即0-9的数字符号（公元前三世纪，已经从印度的婆罗门时代诞生了）。我们的很多文啊，一句话写出来，能有四五种含义，除了写文章的人，外人都很难清楚真实地含义，只能是推敲，推敲下来，各个人理解还不一样。你们看，儒家地典籍，那已经论证多少次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这就是行文不规则导致地结果，所谓行文的规则化就是单个字和词汇可以多意，但一句话必须有非常清晰的意思，不允许有多种意思，写文章的人，多写几个字会死嘛，不会死为什么不多写几个字，把意思表达清楚啊，那都是效仿古文，周朝文字量不足，所以行文只能一句多意，现在呢，文字的量已经足够，但很多学者还是在拼命地效仿古人，写出来的文，含含糊糊，不知所云，连朕都经常不知道他那几句话具体的意思到底该怎么理解。朕啦，不要求行文完全口语化，这样一来，文章的美就没有了，但朕希望那些写文章的人，多写一些字，接近通常的说话，把意思表达清楚，引经、押韵、据典都很正常，为了文章的华美嘛，可你写学术论文，写史志，写剧本，就不要给模模糊糊的，要让懂汉字的人都能清楚明白你表达的意思。说到底，新化就是介于文言文和口语化之间的规则化，语法化。”
“还有避讳的问题，从朕开始，天下文章都不用避讳，否则那些文章写出来的意思更含糊。荆扬两州早期就推行了文地言化工作，也就是最初的新化工作。一方面是略微口语化，但主体上还保持着非常规则的设置，使大多数的典籍都有荆、扬两地的官方认可注释版本，官方地注释版本一出来，各个学者就不要再去注释。很浪费帝国资源，一个《大学》，帝国就有二十多个注释版本，各家有各家的注释。没有几个版本在细节注释上是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