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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宅第装饰的华丽上。则天从父姊之子宗禁客造一新宅落成，“皆是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开门则香气蓬勃。磨文石为阶砌及地，着吉莫靴者，行则仰仆”。后犯赃流配，太平公主到其宅院察看了一番，叹曰：“看他行坐处，我等虚生浪死”[12](卷3)。连太平公主都自叹不如，可见宅院的豪华程度在当时是第一流的。玄宗时巨豪王元宝，“常以金银叠为屋，壁上以红泥泥之，于宅中置一礼贤堂，以沉檀为轩槛，以碔硖甏地面，以锦文石为柱础，又以铜线穿钱，甃于后园花径中，贵其泥雨不滑也”[20](卷下)，达到了用奢华的住宅花园来体现金钱的富有程度。构建豪华宅第的另一主要表现是宅第占地面积十分广阔。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功臣郭子仪“岁入官俸二十四万贯，……其宅在亲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纪”[10](卷120《郭子仪传》)。在杨鸿年先生的《隋唐两京考》中，把长安的坊按面积大小分为五类，亲仁里属于第三类，“南北长三百五十步，东西宽六百五十步，面积为49．16万平方米”[21](p250)。这样看来，郭子仪的大宅约占地为今天的12万平方米，足见其气势恢弘，豪门广阔。
(3)婚丧。唐代有很多婚姻与今天的习俗相似，必须要破费很多钱财的。关于唐代婚姻的消费，我们另有专文谈及，这儿仅简单举两个例子。韦丹之子韦宙被贬永州，当地奢婚盛行，“初俚民婚，出财会宾客，号‘破酒’，昼夜集，多至数百人，贫者犹数十人”[3](卷210《韦丹传附子韦宙传》)。永州地处边疆尚且如此，更何况京城这样的大城市，豪贵之人的婚姻更是耗费颇多，最奢华的当然要数皇帝嫁女儿。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锡钱五百万贯。更罄内库珍宝，以实其宅”，极尽奢华。比如“公主乘七宝步辇，四角缀五色锦香囊。囊中贮辟邪香、瑞麟香、金凤香，此皆异国献者。仍杂以龙脑金屑，镂水晶玛瑙辟尘犀为龙凤花木状。其上悉络真珠玳瑁，更以金丝为流苏，雕轻玉为浮动。每一出游，则芬香街巷，晶光耀日，观者眩其目”。史称“自汉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8](卷237“同昌公主”条)。
丧葬消费更奢华，王公勋戚，富家豪族，“以厚葬为奉终，以高坟为行孝，遂使衣衾棺椁，极雕刻之华，灵柩冥器，穷金玉之饰”①。高宗时笑里藏刀的奸臣李义府改葬祖父，“营墓于永康陵侧。三原令李孝节私课丁夫车牛，为其载土筑坟，昼夜不息。于是高陵、栎阳……等七县以孝节之故，惧不得已，悉课丁车赴役。……王公已下，争致赠遗，其羽仪、导从、蠕鞘、器服，并穷极奢侈。又会葬车马、祖奠供帐，自灞桥属于三原，七十里间，相继不绝。武德已来，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10](卷82《李义府传》)
(4)娱乐。显贵们闲得无聊，会寻找一切可以娱乐的内容，各种娱乐项目在唐代就应运而生。为了表现出自己有财有势，许多人会一掷千金。高宗时奸臣許敬宗奢豪，“尝造飞楼七十间，令妓女走马于其上，以为戏乐”[8](卷236“许敬宗”条)。中宗景龙中，“妃主家竞为奢侈。驸马杨愼交、武崇训至以油洒地，築毬场”[8](卷236“杨慎交”条)。玄宗时郭英义“颇恣狂荡，聚女人骑驴击球，制钿驴鞍及诸服用，皆侈靡装饰，日费数万，以为笑乐”[10](卷117《郭英□传》)。安史之乱后，虽然国库空虚，经济困难，也阻挡不了官员们高昂的娱乐消费。据《大唐传载》载：“杜亚为淮南，竞渡采莲龙舟锦缆绣帆之戏费金数千万。于頔为襄州，点山灯，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为荆南，打猎，大修妆饰。其妻独孤氏亦出女队二千人，皆著红紫锦绣袄子。此三府亦因而空耗。”[22](p884)
至此，我们不禁惊叹唐代官僚贵族的消费能力之高。唐代豪贵富人不仅有这样的财力，而且消费额也非常巨大。史籍中有一则德宗时的记载，讲述了一个得宠宦官的月消费额。当时陈少游向中官董秀行贿，“候下直际，独谒之。从容曰：‘七郎家中人数几何，每日所费几何?’秀曰：‘久忝近职，累重。又属时物腾贵，一月须千余贯。’”[8](卷239“陈少游”条)后来陈少游“请以一身独备七郎之费用”，每年给他送钱五万贯。唐中后期，随着宦官政治权力的加强，其经济实力也足以使他们跻身于高消费之列。
2．普通市民的低消费
虽然“金字塔的顶端会比巴黎的铁塔要高得多，而我们大多数人所处的地方离地不过一码”[23](p117)。高消费群体毕竟只是唐代城市市民中的一小部分，占市民绝大多数的手工业者和普通中小商人的消费水平绝对还达不到这样高的程度。但史籍中对他们生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