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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问其业，客云：难卖杂粉香药而已。史疑其作贼，问汝有几财，而衣食过丰也。此人云：唯有五千之本，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其余，故衣食常得足耳。”[8](卷165“王叟”条)他做的也是小本生意，利润不会太高，但是足以保证他衣食丰足的消费水平。
唐代大城市中工商业的从业人数较前代可能都要多，经济实力有所增强，因此一般工商业者能够达到衣食丰足的消费水平，表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普通工商业者生活水平的提高，整个唐代城市中的生活和消费的平均水平比以前各朝都要来得高一些。当然，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消费水平还取决于消费者自身的消费偏好、价值取向和社会条件等诸多因素。在奢侈蔚然成风的唐代，置身于繁华喧嚣的都市，往来于王公贵戚之间，仍有些身居高位之人不羡慕时人的奢华，不享受豪宅美第，甘心寄身于陋室，蔬食蔽衣。高宗时宰相李怀远“虽久居荣位，而弥尚简率，园林宅室，无所改作”[10](卷90《李怀远传》)。安史之乱后，刘晏掌管天下财政，“居取便安，不慕华屋。食取饱适，不务兼品。马取稳健，不择毛色”[28](卷上)。唐人刘禹锡的一句话说得甚是贴切：“斯是陋室，惟吾德馨。”[29](《遗文补遗》)这些高官绝对不是没有高消费的经济能力，而是像有学者所说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积淀所形成的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尺度和士大夫据以压抑了自己对物质享受的追求的结果，同时法令的规定也限制了唐人的这种追求”[30]。
三、唐代城市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是指各类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唐代人在社会经济生活、宗教文化生活及民风习俗上的各类消费内容，在唐代市民的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受到其消费水平、所属的社会阶层以及城市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总的来说，在唐代城市消费结构上，存在着这样两个较大的特点。
1．不同的消费水平有不同的消费结构
对于高消费水平的消费群体来讲，在追求衣食住行方面的高标准的同时，精神生活消费项目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明显加大。比如唐代中后期在一些大城市盛行对花卉的消费，尤其是对牡丹的追逐和欣赏。[31]白居易一首《买花》诗，生动描绘了京城富贵人家为买花一掷千金的狂热：一丛颜色浓艳的花，其价值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所出的赋税额，但
富人们依然津津乐道，“执迷不悟”。再如唐人对书法绘画的情有独钟。对书画的搜购收藏要花费巨大的财力，因而绝对属于一种高雅的奢侈性精神消费。中唐至盛唐时期，仅据《历代名画记》记载就有窦瓒、席异、潘履慎等近三十位收藏家，其中除一僧一道外都是朝中要员，陌田万顷的财力和审美愉悦的精神需求促使他们购求书画，从而成为“蓄聚宝玩之家”。他们的物质生活消费，也是为了满足精神上的某种需求。在物质方面，唐人尤其注重构建住宅园林，当时社会流行的观念就是：“凡入仕为丞尉，即营第宅”[10](卷8《李义琰传》)。如果说构建豪宅是财富地位象征的话，修建园林别馆则多了几分娴静雅致的情趣。当时城市中“权贵们利用权势，大奢钱财，尽行土木之能事(购建别墅)。他们重视别墅的诗情画意，置石垒山，凿池引水，亭台楼阁与花草树木相映成趣。他们更注重建墅意境，把有限的空间形成景生象外、壶中天地之势，不亚于皇家园林的气魄。”[32]武宗时宰相李德裕的平泉山庄“去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榭，若造仙府。有虚槛，前引泉水，萦回穿凿，像巴峡、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门江山景物之状。竹间行径有平石，以手摩之，皆隐隐见云霞、龙凤、草树之形”[33](卷下)，建造得更加绮丽秀美，宛如人间仙境。达官贵人或文人墨客们所拥有的这种园林性质的别墅，在大城市的城郊或者名山秀水之中比比皆是，这可以说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奢侈性精神消费。
相比之下，衣、食、日用品等物质消费项目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则有所下降。对他们而言，对食物的消费需求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所具有的果腹效用，他们追求的是衣食物品的档次与自身身份地位的匹配和由此带来的精神上的满足感。正如凡勃伦在谈到银汤匙和铝汤匙的区别时，替有闲阶级们得出的结论：“我们从使用和欣赏一件高价的而且认为是优美的产品中得来的高度满足，在一般情况下，大部分是出于美感名义之下的那种高价感的满足。”[34](p93-94)用这段话来解释唐代的官员贵族和富商们对高消费的追求，是比较贴切的。
对于消费水平较低的普通消费群体而言，消费结构中物质生活方面的消费无疑是第一位的。如卖炭翁那样的低消费水平，吃穿等生存意义上的消费几乎占了全部，娱乐等精神消费项目对他们基本上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是对于能够达到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