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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汉匈“百年战争”亦告结束。
“百年战争”是西汉反击民族侵掠的正义战争，其时间之长久，规模之浩大，斗争之复杂，在古代战争史上是罕见的，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历史借鉴。
1．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必须发展经济，不断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西汉王朝在建国之初，由于楚汉相争的国力消耗，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史书记载，西汉初年连皇帝都找不到四匹一色的马驾车，将相大臣有的甚至坐牛车上朝），无力抗御拥有30余万强劲骑兵的匈奴人的寇犯，因而采取了妥协的亲政策，实行战略防御，努力争取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相对和平环境。
经过六七十年的与民休息，发展农业生产，综合国力得到了增强，社会的生产力得到提高，人民生活也有了改善。景帝时，在西北边境大兴马宛36所，养马30万匹，为大规模
组建骑兵兵团奠定了基础。到汉武帝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大量增加，为军队准备了大批兵员；冶铁业、车船制造业、兵器制造业的发展，军队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改善，从而为对匈奴实施大规模反击作战并取得决定性胜利创造了条件。
但是，到汉武帝晚年，汉军与匈奴作战却连遭失败，原因固然很多，根本的问题则在于对匈奴进行了大规模反击作战后，西汉的综合国力已大大削弱，而匈奴经过16年养息士马，力量又发展到可以与汉王朝相抗衡的程度。此后，昭帝即位，霍光秉政，“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汉宣帝即位后，又慎择刺史守相，平理刑狱，把都城各郡国的苑囿、公田假给贫民耕种，减免田赋，降低盐价，缓和了阶级茅盾，发展了农业生产。由于连年丰收，谷价降到西汉以来的最低价格，纺织业和铁器制造业也发展到很大规模，从而使综合国力得到增强，这是宣帝时，最后战胜匈奴的根本原因。
2．战争决策往往决定国家命运，必须从实际出发制定和执行正确的军事战略。战争乃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不可不慎。高祖至惠帝、高后时，国力孱弱，采纳娄敬等人的建议，对匈奴采取了防御的军事战略，迁内地10余万口居关中，北备匈奴，在政治、外交上采取和亲的妥协政策，以公主嫁单于，每年给匈奴进奉
大量丝绸、粮食、美酒、宝马等。
惠帝时，匈奴屡次侵扰北部边境，汉王朝均按高祖既定战略，采取胜了忍让政策。当冒顿单于来信辱吕后，吕后大怒，欲发兵击匈奴，樊哙自请率兵出击，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言樊哙当斩，并严厉抨击了樊哙在战争问题上的鲁莽态度。吕后采纳了季布等人的建议，没有因怒而致战，仍奉行和亲政策。
文帝、景帝时期，虽然国力大增，但要从根本上解除北部边患，战胜匈奴还有困难。因此，汉王朝仍继续执行防御战略，每遇匈奴大举侵掠边境，只是集结兵力，陈兵边塞，匈奴退去也不穷追。公元前166年（汉文帝前元14年），老上单于率14万骑兵大举入侵，文帝难忍欺辱，执意御驾亲征反击匈奴，群臣劝谏不听，薄太后亲自出面才被制止。
武帝即位后，国家殷富，兵马强壮，但对战争问题仍是非常慎重。武帝曾两次发动文武大臣讨论对匈奴战争问题，第一次是在公元前135年（建元6年），御史大夫韩安国与大行王恢进行了激烈争论，最后仍决定继续执行前辈所制定的防御战略与和亲政策。公元前133年春，再次召集群臣就对匈奴的和、战问题进行了廷议，才决定改变四代先帝奉行的防御战略与和亲政策，对匈奴实行战略反击。随后，汉武帝便出动了30余万大军，进行了旨在伏歼匈奴主力的马邑之战，揭开了战略反击的序幕。经过15年反复较量，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武帝晚年，由于连年战争，国力大耗，人民疲苦不堪；而匈奴在漠北决战之后经过16年养息士马，战力已有复苏。那时，汉王朝本应持重待机，武帝却仍然采取有侵必反的方针，在作战力量的动用上也几有失当，加之缺乏名将和战马，以致屡遭失败。例如，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2年），武帝遣李陵率步兵5000，孤军出塞数千里至浚稽山（阿尔泰山中段）趋战，被匈奴3万骑兵包围。汉军步兵与6倍于已的匈奴骑兵作战，当然只有失败之一途。作为最高决策者的汉武帝，对于这次战争没有慎重地算计于庙堂，这不能不说是重大的失策。当时老将路博德曾提出：“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争”，但武
帝却怒而不纳，结果损失4500余名荆楚勇士，本来可以担当重任的战将李陵也做了匈奴的俘虏。
兵久而国不利，穷兵黩武者亡，这是历史所反复证明了一的一条规律。在战略决策上要持重慎密的问题，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认真加以对待的。
3．战争充满谋略的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