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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如何，既然Dr.Z通过了她的考核，她也就不再纠缠“二级”“三级”的问题，转而探讨HPV：“有没有可能是从别的渠道感染的？比如使用了公用洗衣机啊，坐了公共厕所的马桶啊，这之类的？”
Dr.Z摇摇头：“基本不可能，HPV病毒离开人体之后存活时间很短，只能是性传染，不一定是性交，但至少要有性器官的接触。”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说HPV也可以通过接触污染物而感染。”
Dr.Z耸耸肩，没置可否。
她又不厌其烦地把“中国神器”“外国神器”的事讲了一遍，然后满怀希望的问：“会不会是从那上面传染来的？”
Dr.Z还是那个答案：“不可能，因为这种病毒在体外只能存活很短时间。”
她把自己想到的原因都说了一遍，但全部被Dr.Z否定了。
Dr.Z安慰说：“不用紧张，很多人都感染过HPV的，大多数人都没事，即使发展成dysplasia（非典型增生），也没什么，做个conebiopsy（宫颈锥形切片）就好了。”
她觉得Dr.Z不能理解她的心情，可能美国根本没有像她这样一生只有过一个性伴侣的人，所以没谁会斤斤计较于“HPV是哪里来的”这个问题，这点她能理解，如果她也有过几个性伴侣，哪怕只有两个，她也不会纠缠于这个问题，因为她无法知道到底是哪一个传给她的，纠缠了又有什么用呢？
问题是她只有一个性伴侣，这事就变得很重要了，她必须弄明白丈夫到底出过轨没有，不然她没法跟丈夫过下去。
她把这个意思对Dr.Z说了，Dr.Z貌似能够理解，很坦率地说没遇到过追查HPV来源的人，自己也没做这方面的研究。
她又想起一事：“我丈夫以前有过一个女朋友，他们有过性关系，会不会是他的女朋友传给他的呢？”
“有可能。”
一旦从“神器”等外在因素回到丈夫身上，她马上想起丈夫还回过国的，不由得咬牙切齿地说：“他前段时间回了一趟国的，去看他父亲，我听说现在中国很多的性工作者，不知道他是不是从那里搞来的HPV——”
“有可能。”
她打内心痛恨起Dr.Z来，这人怎么这么没原则？刚开始是什么都不可能，现在又成了什么都有可能，那么到底是可能还是不可能？
她没再追问，知道问也问不出所以然来，因为Dr.Z也不可能确定到底是怎么回事。作为妇科医生，Dr.Z关心的是如何诊断，如何治疗。至于病人到底是从哪里感染上HPV的，离婚不离婚，杀人不杀人，与医生的诊断和治疗一点关系都没有。
也许这事应该去问流行病学家，但即便是流行病学家，也不可能明确指出某一个病人的HPV是怎么来的，他们顶多能说出HPV有哪些传播渠道，大多数人的HPV是怎么传染上的，但具体到她丁乙，他们也只能耸肩。
她认命了，不再纠缠于HPV的来源问题，只问了LEEP（宫颈环切术）和cone（宫颈锥切术）的区别，决定就做cone。全麻就全麻吧，麻翻了更好，免得知道疼。万一麻翻过去再也醒不来了，那也只能说是命啊，就让她一劳永逸地去了吧。
Dr.Z给她讲了一下手术的基本步骤，还是边画示意图边讲解，最后说：“切下来的部分，会送去化验，化验结果有三种可能：
1）正常，什么事都没有，抹片检查不准确，但以后也要定期做papsmear（宫颈抹片），因为你有HPV；
2）是dysplasia，那么做了cone，就等于切除了病灶，以后也是定期做宫颈抹片检查，连做几次没问题的话，可以减少检查次数。
3）是宫颈癌，那就需要一锅端，切除宫颈、子宫和卵巢。
Dr.Z说最大的可能是dysplasia，但也不排除其他两种可能。
她的心又吊了起来，因为还可能是宫颈癌，这是她这几天自我排除了的，看来乐观得太早了。
听Dr.Z的口气，切除宫颈、子宫和卵巢就好像擤个鼻子那么简单，鼻子里有鼻涕了，捏住鼻子一擤，啪一下扔出去就行了。但那是她的宫颈、子宫和卵巢，她不可能像Dr.Z一样不当一回事。她担心地问：“我听说卵巢是分泌雌激素的，如果把卵巢切掉，那不就到了更年期了吗？”
Dr.Z轻描淡写地说：“反正卵巢总有一天会停止工作的。”
“但是我还不到四十啊！”
“早到更年期没坏处啊，更年期到得晚的，得乳腺癌卵巢癌的可能性大大增高，如果把卵巢子宫拿掉，就永远都不会得卵巢癌子宫癌了，得乳腺癌的几率也大大降低，有什么不好呢？”
她忿忿地想：你还不如把我五脏六肺全都切掉，那就什么癌都不会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