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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多，在外买东西吃东西都有固定的人家，我洗照片，他叫去他的那家冲洗，去了，说是邦德公司介绍来的，老板娘一面开收据一面随口说：“邦德那两个老板真不简单，合作了那么多年，没看他们红过一次脸，从来不在背后说彼此一句坏话——”我有些发愣，这两个大宝贝，当年都是混毕业的，那种，打电动玩具出来的，那种，看书不用脑子只用眼睛的，绝对不是读书人，可是——对于金钱，他越来越淡了，自己有限的吃吃用用，对他人，却是慷慨。手上一只光鲜好表，万华地摊上买来的，见人就要伸出来显一显，我猜那是“ＣＯＰＹ”表。我看他，衣服也整洁，孩子护得紧，妻子也很疼爱——也确是一位可敬可爱的妇人。那辆长长的面包车很老爷了，是父亲母亲姐姐小弟全家和我的公共汽车，假日东家接西家送，当年的烦人和锐气就如他的体型，由瘦长到微胖，是一个和气又有耐性的小胖子，口头语，在从前是：“气死人！”而今，只说伤害他人的人“可悲可悯”。
有一次，在我的面前他动手打了左也不是右也不要的孩子，孩子惊吓大哭扑在妈妈的怀里，我气得发抖，想打他，并没有真动手。那几日看见他，我不跟他说话，他的脸，十分羞惭，穿鞋子的时候总是低着头。那几日，母亲对他也很冷淡。我们绝对不打孩子的。
他不是我的朋友，我们不能琴棋书画和谈人生，一说这些，他就很不耐烦，就如他当年那辆可怕汽车的颜色一样，他偏说汽车是将人载到目的地的、性能好就好，外形什么重要。奇怪的是，他又爱看崔苔菁，这位敬业的艺人是他的专情歌星，崔苔菁并不实用——对他。
他不看我写的文章，他对我的稿费，却付出了极大的欣赏与关心，常常叫我：“捐出去！捐出去！”
看我捐得多了些，又会心疼，背地里噜噜苏苏，说我对己太节俭。当我下决心要买一台录影机的时候，他怕我后悔，当天便替我搬了回来，又装又教又借录影带，然后收钱，含笑而去，说我对自己慷慨了一次，他很愉快。
我骂他是一种一生的习惯，并没有存心，那次坐上他的车子，他将我一开开回了童年的老家老巷子，叫我慢慢走一次，又在老里长的门口徘徊，里长不在家，他有些怅然的离去。这个人，我不骂了。
可是叫他去看林怀民的云门，他不去呢，他宁愿去万华看夜市。这些地方，我也不怪他，因为万华我也爱去，一个又杂又深又活泼的台北。我又想，金庸小说可以看吧，他也不，他看别人的，那种催眠的东西。我也想，我的书不可读，“娃娃看天下”总可读吧，他不，他却看卡通片。
学校开母姐会，他不是母也不是姐，跟着太太，打扮得整整齐齐去看孩子的老师，竟然还敢说话，请老师少留功课，他不要孩子太用功，只要他们有一个快乐而糊涂的童年。那个可敬的老师，对他居然含笑而尊敬。功课果然留少了，少得适可又合理。
前几天，圣什么诞节的，姐姐为了给小弟的孩子一个未来的回忆，兴冲冲的抬了一棵树来放在父母家，鬼鬼祟祟的在树下堆满了各人的礼物，全家十几口，每人都有一个秘密在树下。那棵树，披头散发，红绿灯泡一闪又一闪。我一看便生气，尘世艰辛已久，磨人的事已经够多，再来应景，也去买礼物送家人，万万没有这份精神与心力，我很难堪，也真，也做得脸皮够厚，二十二日便逃离了台北，不回去过什么节。走的时候，自圆其说：“心里爱就够了，表面的不做，雪中送炭胜于锦上添花。”小弟回了一句：“你不做，人家怎么知道？”我走了，走到中部乡下去看老厝，没有回来。家里太吵，精神衰弱。
那个他，却存心要给他一样东西，不为过节。他也坦然，说：“我不要皮鞋，我要皮带，你送，我干脆指定。”
于是，大街小巷百货公司去找，要一条全台北最漂亮的皮带送给一个微凸的肚子去用，一心一意的去找。
圣诞节过了，除夕也没有回家，元旦之后在狮头山和三峡，听人讲客家话看寺庙，我没有回家。
昨天姐姐来电话，说那辆全家人的司机和公车又载了十几口出去吃饭——我们家人喜欢吃饭。在餐厅里来了一个小妹妹卖玫瑰花，那些花，枯了，陪衬的“满天星”小白花朵都成了淡灰色，小女孩穿着国中制服出来卖花，一桌一桌的走，没有人理她——那是一把把枯了的花。
他不忍，招手唤了过来，笑着买了两束，全家人都在看他，他不大好意思，解释说：“一定卖了好几天了，不然花不会枯，卖不出去血本无归，我们买下，也是安心。”
这个人，这个当年在成长时被我憎恨的大俗人，在去年还不肯将他列入朋友的他，一点一点进入了我的心，手足之外的敬和爱，那优美却又平平凡凡的品格，使我自己在他的言行里得到了启示和光照。今年，我也不敢讲我能够是他的朋友，因为我自卑——在他和他好妻子的面前。
我要把这篇文章，送给我的大弟，永风堂陈家二房的长子。大弟，永远不会看我文章的你，你看了这一篇，也是会打瞌睡的，睡觉对健康有益。预祝你大年初七，生日快乐。对不起，当年的那一血掌。今生今世，我要对你的一双女儿尽力爱护，算作一种不能补偿的歉，谢谢你，你教了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