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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这么相爱,这个时候你就只能服从故事的需要。我写小说刚开始可能都会没有想过结尾,但是到中段的时候结尾就出来了。
我偏好于一定要讲故事,而不太喜欢那种非常炫技的东西。《吉诺的跳马》是我觉得写得比较顺利的,好的故事让你觉得写下去是非常轻松的事情。而有的时候我的小说又不是由情节而是由情绪推动的。比如小白骨精的故事,其实它的内核和《海的女儿》实质上是一样的,而《葵花》可能更加典型。但是它们特殊的背景和环境就会让它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宿水城的鬼事》来源于我从《山海经》上看来的一个故事,有一种类似续写和扩写的意思。你会发现以前的一些短促的故事有很多的闪光点,那种突然戳你一下的感觉。
《小染》源自一种色彩对我的启发,那是我以前看到的一个MTV,有一个女孩儿手上有血,想要往嘴上抹,但是吸引我的不是这个动作,而是色彩。
七月人:那么那篇《右手能干的事情有很多》呢?你凭借它获得了《上海文学》 文学新人奖的二等奖。
张悦然:我的《右手能干的事情有很多》这个小说里包含了某种情结。在我看来,一个人都会有着或清楚或隐约的情结。严重的恋父恋母情结,迷恋一座城市,迷恋一个物件,迷恋一种情绪,在我看来都是情结的一种。情结是迷人的东西,是因为当一个人陷入完全沉溺并且不断追逐的状态的时候,总是会表现出一种义无反顾的样子,力量的巨大是惊人的。情结本身对我来说有一个好处是可以很顺利地让一个故事从开头写到结尾。我的《红鞋》里也包含了一种情结—我心目中的红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要把它写出来。其实情结在心理学上是一种病态,病态我觉得就是“过”,是一种追求极致的极端的状态。
我想大概由于一件发生在我童年的不便尽述的事,我从此就有这样一种右手的情结。当然,我不像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李渔,我对右手是抱着一种欣赏的态度,不远不近,还是十分理智的。但是写在小说里,我就更偏爱一种“过”的状态了。偏执的、疯狂的、奔着一个方向就一头冲过去,那是多么奇妙的事。所以我给了主人公李渔一个契机,让他在童年里就和右手的情结纠缠上,然后从此他的生活都将紧紧围绕着他的这个情结展开。当然这也体现了我的另外一个格外关心的话题,就是童年对人一生的影响,在古今中外的很多小说里,作者都表达了这样的影响,我记得许多次地读到类似“那件事把他的一生都改变了”这样的话。这是一句非常伤感的话,非常伤感,那种无法挣脱的宿命感令人绝望和无奈。于是我也在我的小说里表现了对这个话题的关注。有所不同的是,也许由于我还十分年轻,这种童年对于一生的影响,我还不能十分透彻地看清它的全貌,所以这更像是一种探讨,对于这个问题,我有我20岁的观点。它以后一定还会变,但是好在我已经有了这篇小说来记录我这个时候的看法,使我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都总可以拿出来温习。
此外我的小说里常常出现轮回的概念。的确如此,我相信它的存在。这种轮回可能不是确切的报应或者报答,很多时候,我更愿意把它解释成一种不确定的响应,就像你对着一面高大的墙喊了一声,可是回音具体从墙的哪个部位发出,你是无从知道的,它精确地又是在哪个时间抵达,我们也无法得知。可是我们谁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回声存在,不是吗?这就是我对轮回的理解。有时候我觉得它奥妙无比,而有时候我又觉得它其实就像一种寻常的自然现象一样简单,理所应当。
七月人:又谈到这种追求极致的极端状态,我注意到,你的小说里,差不多每个角色都会或多或少地有一些这方面的因素。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种重复的成分在里面?
张悦然:我对某些实物,某些情绪会有某种偏爱,这会让我经常感到以前写的东西不够深。但是你知道,有时候一个小说你写完了就很难推翻它,这个时候就只能选择重新写一个。举个例子来说吧,在《吉诺的跳马》里,我会觉得表现吉诺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看到我的开头有很多的描写,花了很大力气—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特别值得去写。
再比如说,《十爱》里有很多老男人和小女孩之间的故事,这样的故事虽然主题是一样的,但是也会有很多的变化,我们知道的就有《洛丽塔》,包括《耻》里面也有这样的故事因素。我要写一个女孩对一个老男人的感情,那种始终无法控制的感觉,我想把它写得足够深刻—不管是足够好还是足够坏—第一次我觉得写得不够深刻的话我就会写第二个,这其中可以由许多微妙的不同。很多人会担心重复,我觉得不应该担心重复。一个内核,如果故事发生的环境不同了,故事也会变得不同。
七月人:你关于故事的观点令人感到非常有趣,很多时候人们会有“好故事都被讲完了”的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