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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灯下伸着脖子,瞅着我的衣服,我这才想到,我从家里走出去时,穿的是一件蓝袍,小包袱里装着一件备换的蓝袍,头上戴的是礼帽。父亲现在是第一眼看见我穿着的列宁服和头上的八角帽子,就那么狠看。
“你把蓝袍换了?”父亲问。
“换了。”我心里有点忐忑,父亲会生气吗?“我是用蓝袍……改的这身衣服。”
“改了好!嗯,改了好!”父亲笑着点头说,“而今先生不兴穿袍子了。”
我的心里高兴了,父亲也在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我坐在炕边上,和父亲聊起家常。
在我离家的半年里,家庭分化瓦解了。父亲很伤心,说人心不古了,民风不朴了,连我的两位伯父也在家庭内部捣他的鬼。土改时,兄弟三人感激涕零地抱着我爷爷的神匣儿哭笑一场之后,看看再无什么风险,政府一股劲鼓励庄稼人发展生产,二位伯父把爷爷死时留下的遗嘱统忘记了,要买牛,要置地,要增盖房屋,再不听父亲的指挥了,把爷爷确立的我父亲的主事位置不当一回事了。争论时有发生,矛盾难以掩盖,终于分化瓦解了。
“鼠目寸光!”父亲简单地给我叙述完这种变故,不屑地说,“你大伯、二伯,全是鼠目寸光!”
我一时弄不清家庭里的谁是谁非,不好掺言,也觉得没有多少意思,既然过不下去,各家过各家的日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不管怎样,你该去给大伯、二伯问安。”父亲说,“家里分家归家里,你在外边读书,全当过去在一起过那个样子,该走的路要走到,该行的礼要行全,不要跟这些人一般见识。”
我点点头,就去看大伯。
大伯住在上房东边里屋,正在吃晚饭,放下筷子,忙让我坐。一句关于家庭矛盾的话也不提,只是夸赞我出息了,完全像个新社会的干部的模样了。
“这新社会真是好!”大伯说,“国民党的官人一进村,吓得百姓鸡飞狗跳墙,躲的躲了,跑的跑了,跑得丢了鞋子也不敢拾!而今共产党的干部一进村,老百姓一呼啦就围上了,胡拉乱偏,到饭时争着往屋里拉……我的天,那天正在碾子上说闲话,老杨同志顺手从我嘴里拔下烟袋,塞到嘴里就抽!你看看而今的公家干部多亲……”
我也很感动。解放初期,受惯了国民党官匪欺压的老百姓,对共产党干部的作风最敏感,谈论也最多,我虽已不惊奇,却仍然很感动。
“好好念书,日后好好干工作。”伯父说,“你能在外边干事,咱徐家人都光彩!”
我告别大伯父,又走进二伯父的屋门。
二伯父正在给牲口拌草,扔下搅草棍子,把我引到他住的厢房里:“屋里地方窄,没处坐,你坐炕边上。”
“你走时咱是一家,回来变成三家了。”二伯父笑着。这样毫不掩饰地说出分家的现实,反倒使我觉得实在。他笑着说,“天下水朝东流,弟兄们再好难到头。我看呢,分了也好,免得好多麻烦。谁有啥本事谁就成自家的精去!”
我与二伯的想法很接近,就笑着赞同他。
“二伯一辈子说话不会拐弯。”二伯直着脖子说,“你爸过去管家还管得住。而今管不住了,咋哩?新社会了嘛!他在家里想当家作主哩,人家公家干部大讲大唱男女平等哩!所以,过去你爸在屋里说话,没人不服,而今就不服了!惹得他自己也是一肚子气……我说分了好!”
“分了好!”我附合二伯说,“我爸那些管家的规矩,肯定行不通了,越往后越行不通。”
“对!大侄子,你跟二伯看了一步棋。”二伯说,“比方说,政府派干部到咱村,成天宣传说,要发展生产哩!你爸还是按照你爷爷在世时的主意,‘房要小,地要少,养头老牛慢慢搞。’不合党的政策嘛!我也不满意。这不,刚一分家,我就买下一头好母牛,一年生一头牛犊,就是半个家当……”
二伯是个耿直的庄稼汉子,我一向很喜欢他,对他坦诚的说话也特别觉得实在。
“做梦也想不到的太平年月!”二伯父说,“不拉兵,不收税捐,一年交屁大一点公粮,庄稼人做梦也没敢想的好世道呀!大侄子,二伯说句结实话,而今谁再过不好日月,不光得不到邻里同情,反是要被人耻笑!咋哩?肯定是懒家伙!”
我被他的憨气逗笑了,弟弟过来叫我吃饭。
我回到父亲住的上房里屋,坐下吃饭、一碗清汤细面,十分可口,吃罢饭,我向父亲汇报了师范学校的学习情况。父亲也不显出惊奇,他大约对新社会的诸多变化已经习以为常了。他淡淡地说:“人家新学堂那样教,你就那样学吧!反正,不管新学堂老学堂,总而言之一句话,还是韩愈说的,‘传道授业解惑也!’当学生,求学问,还是要记住‘业精干勤荒于嬉,形成于思毁于随。’这话,新学堂不至于反对吧?”
“学校里提倡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