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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了自行车，方便随时去取特工电台汇总的电讯稿。”杨庆章说。1945年，金庆平加入了党。
金家凤与中共人士的频繁来往引起了日军的怀疑。1945年4月，日军以“通共通渝”的罪名将金家凤逮捕，被押至苏州政治犯监狱，这是他第三次入狱。几个月后，日本宣布投降，金家凤得以释放，出狱后在上海通安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抗战胜利后，金家凤很快接到张建良转来的潘汉年的指示：撤退香港，与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取得联系，配合开展策反和统战工作。金家凤化名为“费君忍”，以做运输生意为掩护接触各派人士。
据杨庆章介绍，1950年9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迅速占领了朝鲜北部。中央政治局接连开会，研究对策。金家凤从可靠渠道获悉，美国政府已授权麦克阿瑟可以越过边界“追击”，于是写信给毛，通过张建良以最快速度上报。“当时父亲在香港是轮船公司经理，可以接触不同派别的人，不过他从未跟我们说过情报的来源。”杨庆章说。这条情报对于“抗美援朝”决策意义重大。事后，张建良上门给他送来了一支“犀菲利”牌金笔，说是毛对他的嘉奖。
受突发案件牵连：第四次入狱
周恩来去世时，父亲两眼红肿：“我的事可能再也说不清楚了。”
金家凤自大革命失败后脱党，曾先后在国民党政府和汪精卫伪政权中担任高级职务，因此在外人看来，他的政治关系非常复杂。其实，不止外人，就是家人也不清楚金家凤的事情。
杨庆章说，抗战期间，由于父亲绝口不提工作上的事情，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后来见到他与国民党、汪伪政要时有接触，都怀疑金家凤已经“变节”。“印象中，父亲几乎从不跟我们谈工作上的事。我小时候常看到他在一张很小的字条上写字，字体非常小，他有时还要拿着放大镜写，从不让我们上前看，写好后又卷成细细的条状藏在身上，显得非常神秘。”
杨庆章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家人因为父亲复杂的政治身份，吃了不少苦头，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跟父亲关系不好。不过，杨庆章曾听父亲说过一句：“我之所以去上海参加汪伪政府，是有人派我去的，人证俱在，这事将来一定可以说清楚。”不料，接下来发生的事却令他的人生轨迹骤起变化。
1952年，船务公司东主孟力平勾结台湾方面，企图把“罗斯陶”号轮船开往台湾，当时金家凤察觉后曾尝试阻止，但遭到孟力平的排挤被免职。幸好船员们经过斗争，将“罗斯陶”号开回了广州黄埔港。1953年金家凤返回广州汇报时受此案牵累被捕。“尽管1958年广东省公安厅侦查后认为该案是由孟力平策划，并且也确认了金家凤的情报关系，但因各方面原因，金家凤还是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刘子健说。“**”期间，金家凤继续留在农场改造，直至1975年底经中央批准特赦出狱。杨庆章回忆称：“周恩来去世时，我看到一向不哭的父亲两眼红肿，情绪非常低落，他在我身边低低地说了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我的事可能再也说不清楚了。’”
1979年9月，金家凤去香港探亲，不幸因车祸去世。新华社香港分社以中国旅行社的名义送了花圈，花牌上写着“典型尚在”四个大字。
向革命英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