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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以读书写诗作文表达自己对国家、民族及身世的忧思。此时，叶可羲、王德英、刘蘅三位女子拜学何振岱门下，学诗作画。后来这三位门徒又相继介绍同好拜何振岱为师，她们是王真、王闲、薛念娟、施秉庄、张浣桐、洪守贞，加上何振岱的女儿何敦良（何曦）共10人。这10位女性皆才华出众，后来便被誉为“十才女”。她们的诗词集，现在还偶尔可从书摊上看到。如洪守贞的《秦香社词抄》、叶可羲的《竹韵轩词》、刘蘅的《蕙忄音诗词集》、王闲的《味闲楼诗集》等。百岁老人刘蘅，《家庭大观》曾于1998年5月9日以《根托闽疆得地良》为题专题报道过。刘蘅于1998年7月去世。王闲，于1999年12月去世。至此，10才女已全部告别人间。
何振岱不但诗文极受称羡，还能琴善书通画，所作画作，不论山水、花鸟，极见清凄之气，灵气蒸蒸，秀气泱泱；所作书法，则见清雄刚韧，底蕴劲丽，甚为世人所崇。这便是在文化市场，何振岱真迹一露面，便被宝之珍之的原因。
秉性刚爽爱憎分明
何振岱与当时的上流社会交往甚密。陈衍、陈宝琛、谢辛链、沈瑜庆、柯鸿年、郑孝胥等名垂一时、权操一方的人士皆与其有交。但何振岱却有其独立的为人准则，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含糊，泾渭分明。日军侵略中国后，福州两度沦陷，何振岱卖文为生的生涯即遭中断，当时他又身患胃病，贫病交加，但绝不乞怜于任何人。
日本侵略者占据福州时，曾慕名托人，打算聘请何振岱为顾问。对这种汉奸勾当，何振岱拍案怒斥，严辞拒绝，态度十分鲜明。郑孝胥等当了汉奸，何原与他们有交，但此时国“情”压倒私“情”，一怒之下，将所有与诸往来信札诗文付之一炬，以示划清界线。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通令各省市要求将抗战期间不愿附逆的名人的事迹上报，准备给予嘉奖。当时的福州市政府拟报何振岱作为表彰对象，送表格请其自填事迹，何振岱视此为浮光，不买其账，置之不理。蒋介石六十岁时，福建省政府**刘建绪拟请何振岱代其作贺寿文章，送润笔3000元，急需“滋润”的何振岱，宁愿守贫，不愿奉承，坚辞不为。
何振岱与北京的大收藏家、曾任袁世凯管家的郭葆昌是亲家。郭葆昌的女儿做了何振岱最小儿子的媳妇。这个郭葆昌可谓家世连城，富甲一方，不知家藏多少奇珍异宝。据报刊披露，郭葆昌的儿子郭昭俊曾将稀世珍宝“伯远帖”抵押到海外银行。解放后，经周恩来总理指示，国家花重金才将这一珍宝购了回来，现珍藏于故宫博物院。而何振岱这个亲家以及他的儿子和媳妇似乎都未从那个大富豪那儿得到些许遗嘱。这与何振岱这个人的清正品格与不受非分之财的家风是大有关系的。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此后第10天，当时任福建省省长的张鼎丞乘吉普车到南后街文儒坊巷口，接着步行到大光里何振岱家，拜访何振岱。当时张鼎丞身旁有随从二人。由于何振岱不认识他们，竟然拒见。后来，张鼎丞说“是您老的学生何遂让他来拜访恩师的”，这时，何振岱才欣然接待了张鼎丞。接着何振岱知道原来来人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张鼎丞，连忙口言：“首长礼贤下士，失礼了，失礼了。”表达他原先拒见的歉意。
张鼎丞的来意是请何振岱出任福建文史馆馆长，但何振岱说：“我今年已83岁了，力不从心，谢谢共产关怀，望另请高明。”后来，何振岱当了福建文史馆名誉馆长，每月车马费300斤大米。何振岱一直任此荣誉职务到1952年12月病逝。
古道心肠乐善好施
反对裹足
何振岱有五子一女，但他绝不重男轻女。关于他不让女儿缠脚的事，曾一时广为流传。在当时社会，女孩不缠脚，会被认为是一种放浪。朋友们告诫他：“女儿不缠脚，有损门风，而且将来会嫁不出去。”何振岱说：“脚是用来走路的，缠脚是对脚的残害。我妈我妻都缠了脚，你看她们多不方便，也不美观。身体一定要顺其自然才好啊！”就这样，何振岱的女儿就没有缠脚了。在当时，像他这样上流身份的人家的女儿不缠脚，是非常稀罕的事。
收养弃婴
有一天，何振岱同他的两个女弟子叶可曦、刘衡在福州庆城寺的一个大石臼里发现一个女弃婴。他看了十分同情，就吩咐佣人把弃婴抱回家喂养。后来文儒坊的邻居把这事传了出去，有的人便冲着他“心好”，直接把弃婴放在何振岱家门口。那时社会重男轻女思想严重，被弃的都是些女婴。每当听到家里人说：“门口又有一个（女婴）了。”何振岱便一一嘱咐，先收起来，一定不要让饿着了，接着便送到闽侯县的“上门奶妈”那儿喂养。每个月这些“上门奶妈”便抱着这些婴儿向何振岱领取喂养费。一段时间，何振岱共收养了六七个弃婴，并一一为她们取了名字。何振岱总是对他的弟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