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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两炸药。
1938年2月，新八师炸毁黄河大铁桥后，奉命守卫西起汜水东至花园口的黄河防线。不久又改为西起黄河大铁桥至马渡口一线防务。师部驻京水镇。
此时，日寇已抵黄河北岸，因铁桥已毁，无法过河，只能与我军隔江对峙。
5月23日，土肥原偷渡黄河成功，即以精锐的快速部队沿陇海路两侧西进。6月6日敌陷开封，7日，敌步骑兵千余附坦克十余辆到达中牟与我警戒部队接触，郑州危在旦夕。
在此紧急情况下，第一战区长官部急向蒋委员长建议利用黄河伏汛期间决堤，造成平汉路以东地区的泛滥，用滔滔洪水阻止敌人西进，以保郑州不失。此建议立即得到蒋委员长的批准。
6月6日拂晓时分，住在京水镇师部的蒋在珍师长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蒋师长抓起话筒一听，原来是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直接与他通话，告诉他陇海路南之敌已突破通、许一带我军防线，逼近开封，而赵口决堤尚未完成，命令新八师加派步兵一团，前往协助。
蒋在珍不敢懈怠，赶紧起床，叫我随他一同驱车赶往赵口视察。
赵口一段，地势较低，选中此处决堤至当。惟计划此事时，对黄河水势估计过大，对堤质估计过松，故而决定在大堤相隔四十公尺处挖开两道口子，以为河水同时放出后，利用河水的巨大压力，能将两处决口之间四十公尺长的河堤冲走。孰料决口掘成，中间大堤久冲不垮，兼之决口过于狭小，流量有限，士兵虽奋力加宽，然军情紧迫，已时不可待。
我向蒋在珍师长谈了我的看法后，蒋大为赞同，立即叫我随他前往郑州，面谒商总司令，由蒋呈报，我在一旁作详细补充。商总司令的意思是增加官兵，加快速度。我则认为决口过于狭小，人去得再多，也无用武之地，最好另择恰当地点开掘。对我的建议，商总司令当时并未表态。
我与蒋师长立即又返回赵口，正与决堤部队长官计议之中，忽接商总司令电话，转达统帅部指示，命令新八师于本部防区内另选地段决堤。
我们马上登车驶返京水镇。途中，蒋在珍问我：“我师防区内的沿河地段，你都熟悉，你看究竟在哪里决堤最好”
我想了想，谨慎答道：“以地形而论，马渡口、花园口均可。不过，马渡口与赵口相距不远，敌人已迫近这一地区，恐堤未决成，敌人已至。为获时间宽裕，我看最好还是选定花园口一段为宜。”
蒋师长当即拍板：“时间紧迫，任务重大，事不宜迟，那就定在花园口吧。”
蒋在珍命令由我主持决堤工程。
受命于危难之际，我既感兴奋，又觉沉重。我当然清楚那黄河之水扑向千里平川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滔滔洪水吞没的，不仅仅是骄焰万丈的日寇，被日寇夺占的铁路、公路，同时，也有千千万万中国同胞的土地、家园、祖坟，也会无情地吞噬掉他们的生命啊!
但是，我同时也清楚，作为一个军人，我无法选择，只有服从。
虽然掘堤系重大军事机密，但中国当局并未对老百姓的生命忽略不管，乃决定，由当地师管区和政府机构组织老百姓疏散，青壮年则留下来协助军队掘堤。
领命后，我即着手准备，于夜里十二时，即率工兵营营长黄映清、马应援，黄河水利委员会专司河堤修防的张国宏段长，乘坐一辆美式敞篷中吉普匆匆赶到花园口，勘察确定决口位置。
经过实地勘察，我选定在关帝庙以西约三百米处决堤。我看中这里是因为此处为黄河的弯曲部，河水汹汹而来，至脚下突然受阻，压力较之直线处为大，容易冲垮河堤。而且从地图上看，待河水从花园口一带涌出，漫过已被日寇占领的开封、中牟、尉氏、通许、扶沟、西华等县境后，便可注入贾鲁河，向东南而行，流入淮河。贾鲁河道，可成为一道天然屏障，阻止河水无边漫延，当可减少人民必然所受之损失。
当我说出我的意见后，用树枝指着铺在地上的地图，询问随同各员有何意见，如没有不同意见就这么定下了。这时，众人神色庄严，泪光朦胧皆不能言。
我问张国宏：“张段长，你是我们请的专家，你要表态，定在这里，行，还是不行”
张国宏目光呆涩，像个热昏病人似的连连嚷道：“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呐!”
我提高声调说道：“死人是肯定的，在这里决堤，死的人会大大减少。你必须表态，行，还是不行”
张国宏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认真地看着地图，表态同意我的选择。
工兵营营长黄映清不待我问他，已经“咚”地一声跪在了地上，举眼向天，热泪长淌。
我们全都随他跪了下去，四个人跪成整齐的一排，面对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放声大哭。午后二时许，我找了辆自行车骑上前往花园口。刚上河堤，几位平时与我称兄道弟惯了的军官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