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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宽宏大量、聪明能干而著称。成吉思汗要为帝国确立新的元首，其基本原则就是从诸子中挑选最贤能者。他认为窝阔台确实是合适的人选，但仍然不急于表态，他问拙赤：“你是什么态度？”
这种情况下，即便拙赤不服气，又怎能再为自己说什么话呢，只好回答：“察合台已经说了。我和察合台二人，愿意一起效力，共同推举窝阔台。”
接下来，成吉思汗问窝阔台：“你是什么意见？”
窝阔台自然非常高兴，说：“父汗降恩让我说话，我能说什么呢？我能说自己不行吗？今后我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吧！”
成吉思汗对窝阔台的表态很满意，点头说：“窝阔台，你的话正合我的心意。”
然后，他将目光转向小儿子拖雷，问拖雷有什么意见。
拖雷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愿辅佐父汗指定的继位者。我会在他的身边，把他忘记的事告诉他，在他睡着的时候叫醒他。我愿做应声的伴从，做策马的长鞭。愿为他长途远征，愿为他短兵搏战！”
成吉思汗发出爽朗的笑声：“说得好！”于是郑重地降旨：
合撒儿的子孙让一个人(继承)掌管，阿勒赤歹、斡惕赤斤、别勒古台的子孙都让一个人(继承)掌管，朕的子孙也让一个人(继承)掌管。大家如果不违背朕的旨意，不毁掉朕的旨意，你们就不会有过错，不会有失误。(《蒙古秘史》第255节)
就这样，成吉思汗把继承人拟定为窝阔台。
成吉思汗在立下这些遗嘱后，就开始了第一次西征。在其强大的攻势下，花剌子模被征服了。
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终于在征伐的途中病倒。一天晚上，他忽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据此，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派人将驻兵于附近的儿子窝阔台与拖雷召到身边，郑重地立下临终遗嘱：
“吾儿，父殆至寿终矣。赖长生天之助力，吾已为汝等建此大帝国。自国之中央达于四方边极之地，皆有一年行程。设若汝等欲保其不致分解，则必同心御敌，一意为汝等之友朋增加富贵。汝等中应有一人承大位。吾死后，汝等应奉窝阔台为主，不得违我遗命。察合台不在侧，应使其勿生乱心。”(勒内·格鲁塞：《成吉思汗》)
此时，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中，拙赤已去世，窝阔台最大的威胁者消失了。察合台一直拥护窝阔台，成吉思汗死后仍然如此。拖雷本人也多次强调自己对窝阔台的拥护。所以，窝阔台的继位似乎是毫无悬念的。
但是，按照游牧民族“幼子守产”的习惯法，在成吉思汗逝世后，小儿子拖雷实际上继承了成吉思汗本人所统领的诸部及大部分军队。就以漠北12.9万的漠北自由民骑士为例，成吉思汗诸子诸弟共分得2.8万，其余的10.1万人都属于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死后则全部属于拖雷。这便意味着，虽然按照成吉思汗的遗嘱，窝阔台将成为整个帝国的汗王，但其本人实力却远低于弟弟拖雷。这一看似矛盾的处理，体现了成吉思汗的另一观念，即：他认为汗位是属于整个黄金家族的，而不只属于自己。所以，在自己的财产继承上，他遵循“幼子守产”的习惯法。但在汗位的继承上，他不愿意以“幼子守产”的方式进行，而采取以贤能而定的方法。如此处理，在成吉思汗看来，就是将公与私分别按各自的原则处理，是最妥当的。
第二道遗嘱
成吉思汗一生发动的最后战争，就是对西夏的战争。当时他已生病，但仍然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一定要攻下西夏。
成吉思汗于1225年冬天开始做出征西夏的准备，1226年秋天率大军出征，在途经阿尔不合地区的时候，时间已到了冬天。有一天，成吉思汗所骑红沙马突然受到一群野马的惊扰，将成吉思汗摔了下去。成吉思汗被摔得很重，他的儿子及部属们建议回师，等成吉思汗身体好了，再去征讨。但成吉思汗不同意，说：“如果我们这样回去，唐兀(即西夏)百姓会认为我们胆怯。我们先派使者去，看他们有何话说。”这其实是西夏免除兵祸的一个好机会。
按照成吉思汗的命令，使者责备西夏国王不仅不履行诺言发兵，而且恶言挖苦，如今蒙古大军要和他们算账。
西夏国王听了，有所畏惧，说：“我没有说过挖苦的话。”
但他的掌权大臣阿沙·敢不又冒了出来，挑衅地说：“我是说了挖苦的话，你们又能怎么样？若想与我厮杀，就到贺兰山来战。要想得到金银缎匹，就到我们西凉来取！”说完，就把使者打发回去。
成吉思汗听了使者的汇报，觉得受了侮辱，说：“他们竟敢说这样的大话，我们还怎么能回去呢？哪怕是死，也要攻打他！”马上降旨：“把勇猛敢战、有地位的唐兀人杀掉！战士们可以各取其擒获的唐兀人。”
紧接着，成吉思汗扶病率军进发，直攻西夏，势如破竹，将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