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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惨案”发生后，秦启荣、王尚志遭到共产党的严厉谴责和军事上的反击，在山东国民党内部也普遍受到批评和指责。然而，正当他们十分孤立和被动的时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却下令嘉奖秦、王二人，赞扬其：“能战敢为”。
同时，国民党中央驻山东党务特派员裴鸣守也一再表示坚决支持秦启荣、王尚志在太和的举动。国民党上层的这种做法，对山东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原来与共产党有合作关系或保持中立态度的国民党人，纷纷向右转，沈鸿烈、秦启荣等反共气焰更为嚣张，提出了“宁伪化，不赤化”，“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的口号，国共“磨擦”事件与日俱增。
1939年秋，在沈鸿烈的授意下，秦启荣部又连续在鲁中制造了“雪野事件”和“淄河事件”；在鲁西，国民党顽军王金祥、卢翼之、齐子修等部接连挑起武装冲突；在胶东，以国民党顽军赵保原部为首组织了近3万人的“抗八联军”，专门攻打八路军；在鲁南，顽军阎丽天、王化云部联合向八路军武装挑衅。据统计，仅此半年内，山东国民党军队向八路军山东纵队所属部队进攻达90多次，杀害扣押八路军干部战士2000余人。
在这种情况下，山东共产党组织及其武装还是以抗日大局为重，正确地处理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联合与斗争的问题，既坚决回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又保持必要的忍让，尽力维护山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在策略上，根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原则，把沈鸿烈和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这两个国民党在山东的代表人物加以区别，制定了“拥护于学忠，联合东北军，孤立沈鸿烈，打击秦启荣”的方针。成功地建立并维持了与于学忠的统战关系，使山东国民党正规军在“磨擦”与反“磨擦”斗争中基本上保持了中立。
这一时期，山东国民党在整体上日趋反共，国共关系以“太河惨案”为转折点由合作走向对立，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蒋介石没有真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而是打算在抗战中限制、削弱、取消共产党。当共产党发展壮大时，蒋介石改变政策，由联共改为“限共”、“反共”。从1939年春开始，国民党连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展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等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在全国范围掀起反共高潮。这一背景必然对山东国共关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次，山东国民党在整体上对共产党具有一种排斥力，它来源于两党10年间残酷斗争的历史。因此，不少国民党人对共产党持有敌视、仇恨或疑惧的态度，不容忍共产党的发展。第三，有的国民党具有正统思想。认为尽管是国共合作，但国民党是执政大党，有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是抗战的领导者。共产党只能在国民党领导下参与抗战，应听从国民党指挥。甚至有的国民党人竟认为国共合作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向国民党投降。因此，当山东共产党为了抗战，为了生存，而发展力量，尤其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时，他们就千方百计地对共产党进行压制和摧残。
1939年十月的一天，沈鸿烈忽然派人将石头叫去，交给了石头一个任务，石头一听这任务头皮发麻，身上发冷似的起了一层又一层的鸡皮疙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