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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五日,崇祯在颐和园接见进京述职的太原府官员,陈士奇、荆廷钰等觐见,行礼过后,陈士奇便道:启奏陛下,太原府下辖三州,根据去年登记人口数为四十六万一千五百二十二人;田亩六十七万顷,其中皇庄二十三万顷,自耕农十八万顷,其余为各地乡绅所有,根据今年的新法,对占有耕地八十顷以上者征收赋税,业已征收田税粮十三万石、田税银三万两千两;去年各州县征收商税税银三百三十二万两、驿站收入一百九十六万两,合计七百五十五万两,除一百零三万八千两留用外,其余已全部上缴户部。
不等崇祯说话,赵士锦便皱了皱眉头道:敢问陈大人,太原府登记核算的田亩,归属各地乡绅富户的土地田亩为二十六万顷,缘何收上来的田税粮和田税银却不足顺天府的一半?再者,太原府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且东阻太行、常山,西有蒙山,南有霍太山、高壁岭,北扼东陉、西陉关,是以谓之四塞也,乃四通八达之地,晋商之名也是闻名天下,商税、车马税竟才是顺天府半数,下官实在不知所谓,特来请教陈大人。
陈士奇并不理睬,倪元璐便出列道:赵大人久在陛前,岂知咱们地方上的辛苦,一来咱们太原不过辖区区三州之地,不比顺天府地广人密,二来太原虽是四控之地,亦是四争之地,先帝在时,屡被乱民侵扰,且又要防着鞑子,又要防着鞑靼,内附的蒙古诸部也不是安分的,不但要缴粮,还要供着军粮,若有灾荒,朝廷还少不得拨些下来,自陛下登基以来,蒙陛下天恩,还算是风调雨顺,然前些年,李鸿基、张献忠率贼兵肆虐三边、山西,太原府不免波及,晋商也是苦不堪言,自戚将军调至三边,这才大破贼兵,不过区区一年,能有此税赋已是不错了。
赵士锦不由得哑口无言,张儒士便出列道:陛下,倪大人所言虽不虚,但也有出入,别的不知,拿臣管辖的沂州来说吧,很多富户把自己的土地分给亲朋好友,每人的田亩都在八十亩的征税额以下,但实际上还是由自己的家族控制,这些赋税便征不上来,山西多煤铁,很多富户便索性把粮田改为坊、厂,锻铁、冶炼,商税所征不过十之一二,然贸易之利却不止十倍百倍,非粮田之利所能比,臣只怕十数年后,这些农田便都要变成坊、厂了,所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以小小沂州窥天下貌,臣甚是惶恐。
崇祯才道:朕召诸位爱卿进京,述职只是次要,一是诸位爱卿乃地方父母,掌一方安宁,朕久在京师,岂能尽知地方诸事?两位爱卿尽是肺腑之言,朕深以为忠也,众位爱卿,针对两位爱卿所说之事,可有应对之法?
方以智便出列道:陛下,农业长足发展后,势必溢出大量剩余之物,所以剩余的农副产品才能更多地进入市场,手工业才得以逐渐兴盛,水陆交通网进一步完善,商业随之逐渐兴盛起来,而商业、手工业的兴盛则会促进城市发展。所谓藏富于民,民间追逐利益乃是天性使然,朝廷何必过多干涉?无为之法乃自然之法,道法自然才能长治久安,况且如今皇庄之地所占比例很大,那些富户的土地只管让他们去弄,只要保障皇庄之地用于农业,那粮食自然无虞。
赵士锦立刻出来反对道:陛下,臣以为大谬也!想当初太祖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缴纳田赋的土地有850多万顷,但到了弘治十五年只剩下了422万多顷,这将近一半的土地去哪里了?都落到那些富户乡绅手中了,既然方大人主张自由经济,自然也要任由土地兼并了。至于方大人所说皇庄一事,陛下,工商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每年的出生人口是有限的,况且人口增长也非一年两年的功夫,若任由发展,不加以约束,势必从农业消耗大量劳动力,但时候,皇庄虽有土地,但是由何人耕种?
商周初便道:听闻南洋土地肥沃,或许可以效仿成祖皇帝例,在南洋开疆拓土,开垦土地,设宣慰司,岂不是可以解决粮食的问题?
许士扬便道:只是这样一来又要派兵、又要派官,况且南洋遥远,能否有效控制尚未可知,便是控制得法,这粮食又要远途运输,这海上风浪不定,若有闪失,岂不是得不偿失?
方以智便又道:陛下!臣方才所说,并非无的放矢,想当年弘治皇帝在位,国子监祭酒丘浚便呈上《大学衍义补》一书,此书耗费丘浚十年光阴,弘治皇帝看到此书后非常高兴,万历皇帝更是极为重视,亲自为该书作序。从此,该书成为生员科举的必读参考书,许多地方官吏也将其作为施政纲领。丘浚便是主张经济自由,朝廷不要干涉经济,任由经济自由发展;反对加税、反对控制土地兼并、反对官僚商人等等。
赵士锦便冷笑一声道:丘浚乃误国之大凶也!他所持的立场,不过是“站在富人的角度,为国家利益服务”罢了,自万历朝以来的诸多思潮、政策、党争都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例如奢侈论、反对皇权官方进入经济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