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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四月十八日。
在经过漫长等待后，辅政王多尔衮率八旗战甲五万余人，正式发动涿鹿之战，
明清双方短暂的和平很快结束，战争笼罩在北直隶上空。
撕毁和议，暗中挑拨闯逆攻击清军，崇祯皇帝这种公然背信弃义的行为，深深伤害豪格贝勒和多尔衮两人的心。
当然，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不是简单的伤心了。
从三月下旬开始，由朱由检苦心经营，亲自研发的超级鼠疫病毒，在大学士范文程、固山额真谭泰协助下，跨越华北平原，同时在盛京与张家口外爆发，如一颗高爆炸弹，给清国造成了剧烈动荡。
三四月并不是病毒传播的最佳季节，小冰河气候下的严寒，抑制了病毒的活跃性。
尽管如此，鼠疫病毒还是很快传播开来，那些体质瘦弱，抵抗能力不强的人群，最先受到鼠疫袭击。
十七世纪的东亚地区，无论明国还是清国，无论朝鲜还是日本，在应对疫情方面，皆束手无策。当然，办法也不是没有的，比如皇帝亲自前往地坛，祭天拜地，再有，请几个得到高僧或是道士，围着象征疾患的妖魔，蹦蹦跳跳做一些法事。
更不要说什么隔离治疗，药物消毒，防止细菌感染，这些都不存的。
由于疫情传播速度过快，等到豪格与多尔衮这一对难兄难弟开始重视此事时，在盛京城中，至少已经病死病倒五六百名汉人包衣。当然，涿鹿方向，形势也不容乐观。
多尔衮正在加紧攻打涿鹿城时，仿佛一夜之间，军中染病死去的汉人包衣，战兵，已经超过两千多人。
无论是盛京还是逐鹿，被病毒感染者，莫不七窍流血，眼眶充血，大小便失禁，在极度痛苦中死去。
除了普通包衣，染病者中还有八旗战兵，尤其在涿鹿前线，长途行军让兵士精力疲惫，不少八旗勇士莫名其妙染病，旋即倒毙身亡。
在巨大压力面前，多尔衮与豪格终于放弃争斗，合力对付大明。建奴对付鼠疫颇有经验，毕竟几年前的京师大鼠疫就是范文程的杰作。
慈不掌兵，在多尔衮的命令下，涿鹿清军采取强制措施，发现有人感染，无论死活，立即烧掉。
这种防治鼠疫措施冷酷无情，收效却是很小，局势突变，只有加快对明国用兵，用以惩治崇祯皇帝。
而盛京城中的情形，已经不能用悲惨来形容了，病死病倒成百上千，豪格遂招各地名医前来，许诺黄金万两，各地名医纷纷前来，然皆束手无策。
得知鼠疫之源来自崇祯皇帝朱由检时，建奴南下不再是普通抢掠，而是要打灭国之战。
各人无人不想将朱由检碎尸万段。
当然，此次征伐明国的由头，清军也已经想好，在汉奸佟养性的提议下，清军打出了“驱除流贼，恢复中华！”的口号。
驱除流贼，恢复中华。或者说是为崇祯皇帝报仇（虽然说朱由检现在还没死），类似这样的口号，与两百多年后某大炮所谓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大同小异。
不过堂堂中华秩序要让鞑子来恢复，听起来倒是充满魔幻现实主义。
山西方面，清军白甲兵，顺军老营相互搏杀，以命换命，战事步步升级，双方没有任何收手的趋势，到四月初，清军与顺军终于爆发一场大规模战斗
在宁武关附近，郑硕亲王济尔哈朗和权将军李岩展开正面交锋。
两边死伤超过千人，且多为双方精锐。
两边之所以不死不休，无非是争夺山西地区有限的资源。
明末之际，华北各地灾荒连年，粮食奇缺，一些地区百姓食草为生，甚至已到易子而食的地步。
晋商鼎盛时，还可以倒腾布匹，茶叶，南下苏杭富庶之地，换取大批粮食，通过漕河运回华北，高价卖给百姓，北直隶各省全部仰赖于此。
晋商被朱由检绞杀后，唐王朱聿键接着在山西抢劫——当然，李闯流贼抢的也不少——在多重打击下，盘踞山西的晋商纷纷逃走，由此，山西经济陷于崩溃。
粮价被炒到五两银子一石，即便如此，还是有价无市。
雪上加霜，明军去后，建奴又来了。
进入山西后，济尔哈朗与李岩的日子都不好过。
这一对不曾蒙面的对手，原本属于互不相关的存在，现在却有了个共同点，那就是被主子抛弃，抛弃在这无人之地。
想要生存下去，就只有努力拼搏，从对方身上获取自己所需的一切。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勤王这借口听起来很是俗烂，丝毫没有新意，不过却能最大限度上收买各地对闯逆不满，，对我大清心怀幻想的土豪劣绅们。
佟养性这个包衣奴才，还是有几把刷子的，意识到将要与顺军发生恶战后，立即派出使者向多尔衮求援，然辅政王此时正被鼠疫闹得焦头烂额，根本没心思搭理这个包衣奴才。
只是象征性的派出八百多名战甲，让他们与济尔哈朗合并一处，与数量将近十倍于己的顺军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