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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系统性继承。”他说，“他们不是偶然腐败，而是把国家资源当作家族遗产来分配。每一代人都在替上一代掩盖错误，同时为自己下一代铺路。”
他停顿片刻，目光扫过每一个人的脸。
“所以我们的目标不能只是曝光。我们要让这套机制变得不可持续??让每一个想接班的人知道：这条路，走不通了。”
中午，NHK新闻准时播出特别报道。画面中，检察官神情严肃地宣读名单：五名高官因涉嫌受贿、滥用职权及妨碍公务被起诉，其中包括经济产业省副大臣的前任政策顾问、国土交通省某局长，以及两名地方自治体高层。镜头切到国会台阶，记者追问副大臣是否知情，对方沉默离去，背影佝偻如败阵之卒。
办公室爆发出短暂欢呼，但沅太没有笑。他知道，这只是风暴的开端。真正的大鱼仍在水面之下，等待时机反扑。
下午的闭门会议持续了四个小时。最终达成共识：将《市民证言集》升级为“国民记忆库”试点项目，首批纳入十个受重大政策影响的社区，采用口述史+地理信息系统（GIS）结合的方式，建立可交互查询的数字档案平台。这意味着，未来任何一项公共决策，都将面临来自民间记忆的对照检验。
“我们要做的，”一位参与项目的年轻学者说，“是让‘遗忘’成为一种昂贵的选择。”
散会后，沅太独自留在会议室整理资料。窗外夕阳西沉，整座城市笼罩在金红色的余晖中。手机震动，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我是阿部裕子的女儿。我妈十年前在静冈县反对核电站扩建时服药自杀，遗书里写着‘没人听得见我说的话’。昨天我看了你们出版的证言集，第37页有个渔民说‘我只是想让孩子还能吃到自家捕的鱼’，我哭了很久。我想加入你们，可以吗？”
他盯着屏幕良久，手指微微发抖。
阿部裕子……这个名字他曾在一个旧档案袋上见过。那是1998年的一份地方政府内部备忘录，提及一位女性居民连续三个月提交反对意见书，被标注为“情绪不稳定个体，建议心理干预”。后来该项目顺利通过，再无人提起她的名字。
而现在，她的女儿站了出来。
他回了一条信息：“欢迎回家。”
那天晚上，他破例打开了酒柜，倒了一小杯清酒，对着窗外轻声说道：“爸，你教我的事，我一直记得。”
酒液清澈，映着万家灯火。
第二天清晨，翔太的学校举办家长开放日。沅太难得请假前往。教室里摆满了孩子们的手工作品，有纸做的风力发电机、黏土捏的生态村落，还有用废塑料瓶搭建的“零废弃城市”。最引人注目的是翔太的“留言桥”模型，木架精巧，每一格都贴着手写纸条，其中一张写着：“大人也要诚实。”
一位女同学的母亲走过来，犹豫了一下说：“沅太先生，我是厚生劳动省工作的。其实……我一直不敢参加这类活动，因为我负责审批某些企业的环保补贴。最近看到你们发布的报告，我才意识到，有些项目根本没实地核查过。我……我想做点什么，但我不知道从哪开始。”
沅太看着她眼中的挣扎，温和地说：“那就从说出你知道的事开始。不必立刻辞职，也不必公开身份。你可以匿名提供一份内部流程说明，告诉我们哪些环节最容易被钻空子。剩下的，交给我们。”
女人点点头，泪水在眼眶打转。
离开学校时，天空飘起细雨。沅太撑开伞，牵着翔太走在湿漉漉的小路上。男孩忽然问：“爸爸，为什么坏人总是很有钱又有权？”
“因为他们一直垄断了解释世界的机会。”他回答，“但只要还有人愿意说真话，这种垄断就会一点点崩塌。”
“那等我长大了，我要当个‘解释世界的人’！”
沅太笑了，蹲下身抱住他。“那你得先学会倾听。”
回到家，铃美正在整理信箱。她抽出一封信，递给沅太：“又是监狱寄来的。”
信是另一位前政府职员写的，曾任职于环境省下属机构。他在信中承认，自己曾在上级压力下篡改水质检测数据，导致一处污染地块被批准开发为住宅区。“这些年我假装忘了，直到看到冲绳那本册子。我决定申请作证，并愿意承担法律责任。我不求原谅，只想在我还能走路的时候，亲手拆掉我自己参与建造的谎言。”
沅太将信放入文件夹，标记为“待跟进”。他的办公桌上，这样的信越来越多。有些人请求匿名，有些人希望公开忏悔，更多人只是简单地说：“我准备好了。”
周末，筑言社组织了一场露天放映会，在代代木公园搭起白色幕布，播放《走回去的路》纪录片。数百人席地而坐，带着孩子、牵着狗，手中拿着从便利店买来的热饮。影片结束时，导演邀请步行请愿团成员上台分享经历。一位大学生哽咽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