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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曾负责搜集中国情报。但是您想必也是知道的,中国人太不好对付了,对华工作是克格勃最困难的行动之一，让中国公民充当间谍基本无望，我们克格勃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中国周边。我先是到了日本开始以请汉语老师为名，在东京招募中国特工,日本曾是克格勃从事对华间谍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我被克格勃派往东京情报站，官方身份是苏联塔斯社记者。主要任务是征募中国人做间谍。开始，我的工作进展不大。三年后,我认识了一个在东京学习的香港人，当时香港还是英国的属地。我认为这个香港人应该容易打交道，便带他去饭店，花数小时和他谈论中国艺术、历史和美食等。但当我谈到核心议题时，这个香港人变得警觉，于是我决定不再见他。在日本的最后一年，我改变了工作方法,以请私人汉语老师的名义和中国留学生接近。我特地把授课地点安排在豪华饭店里，学习之前先请中国留学生吃晚餐。留学生一般比较穷，他们会尽情享用美食。酒足饭饱后，待他们松懈下来，我便会借机说：“我们下次再讲课吧。今天为了补偿你宝贵的时间，我愿意支付100美元。”中国学生一旦收钱，就算被克格勃召募了。我用这种方式找了十几位中国留学生当“老师”。当然，我的汉语也有了很大长进。一开始，我会让留学生们完成一些简单的任务。比如收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内共产党员的名单。这种信息虽然中方是保密的，但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看来并不算是国家机密，因此暴露的可能性很低。我向提供情报的留学生支付了报酬。此后，我对留学生的要求越来越高，任务的风险也越来越大。这时我也忽然意识到，“中国人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我很怕这些留学生转过来对付克格勃，于是主动和其中大部分人疏远了。在日本期间，我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常到东京一些大学采访，努力想结识来自中国的实习生。在日本的中国实习生一般在40岁左右，有些已经是成熟的学者了，自然比一般的大学生更有“价值”,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结识了正在东京科技研究所实习的一位中国学者。这位学者是光化学方面的专家，他的专业与制造武器相关。这令我如获至宝，我决心将这名学者发展成自己的下线。于是我不仅用金钱向学者行贿，还投其所好帮他完成英语作业。这位中国学者虽然日语很好，但英语却很差。我自己忙着招募间谍，无暇做功课，于是把学者的作业转给了克格勃翻译局的同事，每件翻译支付100美元。经过两年的“培养”，我终于说服这位学者充当克格勃的间谍，还要求他递交了一份合作协议书。我把协议书翻译成俄文，通过秘密外交信函交回莫斯科。克格勃总部欣喜若狂，时任克格勃一总局局长的克留奇科夫亲自发函表彰了我。然而好景不长,这位学者在向克格勃出卖中国情报的同时，也捎带着向苏联提供一些日本方面的相关情报。这引起了日本反谍报机关部门的注意。当时，这位中国学者声称得到了一份“足以给中国带来道德上的打击”的情报。这可把克格勃乐坏了。克留奇科夫亲自拍板，决定把他培养成“超级间谍”，并引见给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切布里科夫。克格勃要求我教那位学者学习无线电密码知识，以便他能直接将秘密数据发到莫斯科。我买了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改装成收发报机。把中国学者带到公园里训练，因为“在公园里我们很不起眼”。然而这项任务却彻底暴露了我的间谍身份。一天，莫斯科克格勃总部开始向日本东京发送无线电，目的是考核中国学者使用无线电密码的能力。无线电的内容没有实际意义，一个中年男性用俄语很慢地念出一长串数字：7、5、11……中国学者需要捕捉并记下这些数字。之后按计划，我会将他的笔记发回给莫斯科，以判别正误。然而计划没能实现。日本无线电反间谍部门截获了这些电波，并当场抓住了他们。我在两个小时后被释放。日本警方要求我第二天到东京的中央警察局。但克格勃的上级不许他去，他被强行送回了莫斯科。中国学者后来也被立即遣送回了中国。我离开克格勃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克格勃科学技术情报部门当顾问，主要负责分析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方面的情报。前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曾下令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开展对华情报工作。这样做是因为中国有极强的反间谍能力。克格勃的对华情报工作不仅在中国国内屡屡受挫，即便是在国外也常常是铩羽而归。上述那位学者只是一个个例。
一次，一名苏联情报人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街上接近一名中国留学生，并用汉语跟他搭讪，中国学生很警觉，扭头就走。有时候，克格勃在参加国际会议的名单中发现曾接触过的中国学者。但“中国学者对克格勃‘老朋友’非常冷漠和谨慎，他们甚至索要克格勃官员的电话号码，这让克格勃官员因害怕泄露身份而逃之夭夭”。克格勃对华工作是最为困难的行动之一。这不仅因为让中国公民充当间谍基本无望，更因为中国人了解克格勃的思维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