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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是个当炮灰的小角色。于是，当大家张罗着上战场的时候，我默默的报考了黄埔军校，1937年的我刚满17岁，出落得眉清目秀、精明干练，虽然我身材瘦削，但是身姿挺拔，邻里们都夸我是个当兵的好材料，也正是那一年，我考入了国民党广西通信兵团学生连第八连无线电通信科。
此后，我在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第十八期通信兵种学习了三年的时间。1940年我考入了中央航空委员会第十空军总站，1941年我奉调云南昆明空军第二路司令部，分配在蒙自机场美国空军电台任少尉三级通信报务员。因战局需要，服役于美国空军志愿军无线电台机群通信，此后，先后转战昆明、蒙自、桂林、都安、柳州、梧州、漳州等美国空军基地。1943年因为我救了一个重要人物，因此不但工作环境得到变化还被破格擢升为少将，真可谓一步登天了。后来我就跟随那个重要人物进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专门负责电讯侦缉工作。
1946年3月17日下午1时13分，戴笠乘坐的专机在南京郊县江宁县的岱山坠毁，机上人员无一幸免。就此，一直到五月份，我们军统的人随着迁都的步伐，一起回到了南京，我们经历了长达一个月的看似漫长的审核、调组过程以后，于六月份正式并入国防部二厅管。
由于国防部的第一任部长白崇禧，而且因为我还通过我姐夫的关系，了解到白崇禧即将升迁，因此早在1945年，白崇禧当选第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的时候我就给他送过重礼，不仅因此我们桂系的军人普遍在国防部受到照顾，而且我在国防部二厅也谋求了一个不错的岗位国防部情报计划厅——督查室主任。其实说是督查室，无非就是看看他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什么不适当的事情，当时二厅刚刚成立，第一司第五处几乎都是我们黄埔军校的同学，只不过他们是黄埔军校交通科，我是黄埔军校电讯科，可以说当时军界无论是空军、海军通讯基本上都是我们黄埔系同学的天下。
我每天无所事事，过去精熟的专业也几乎忘光殆尽，每天不是看报纸就是喝茶水，再不然就是盯着姑娘们看，大家的情报工作就和我的督查工作一样都搞得很糟糕。
我也搞不懂这些所谓的党国的精英们在搞什么鬼，整体忙于权利斗争，不住的窝里斗，矛盾重重，很快由于情报处搞不到情报，国防部二厅重新进行了改组。我的老位置不变，但是情形却改变了许多，人事斗争更为剧烈，即便心思缜密如我，也有点儿感觉到焦头烂额。
最要命的是，我居然还成了中共方面拉拢的对象，因为1937年我广西师专的那些个北上抗日的同学，有些如今已经在延安共产党的军队里混成了高级领导，不知道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了解到我目前所处的一个如此重要的位置，因此他们多次通过各种渠道来联络我、拉拢我，但是我始终不为所动，因为我深深的知道，作为一个党国军人，我的骨头和血液都浸润着对党国、对三民主义、对领袖的忠诚，仅仅凭借如此遥远的同学之友谊就想动摇我不是那么容易的，何况同窗之谊哪里比得了我黄埔精神之下的同窗、同志、袍泽之革命友谊。
1948年发生了许多大事，溥仪皇帝堂妹川岛芳子被我国民党政府判以“汉奸罪”，执行死刑，享年43岁，和她一起被枪崩了的还有我的四姐和四姐夫，他们其实原本是打入日伪政府的党国精英，只是因为单线联系的上线失踪了，所以大酱掉到屎坑里不是屎也是屎。当年冬天，三大战役结束了，蒋校长的中央军系受到严重打击。蒋校长下野了，我们桂系精英李宗仁以中华民国代总统的身份与与共产党展开谈判，此时，中共方面已基本控制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中共调集了一百多万兵力部署于自武汉至上海的长江北岸，准备渡江进攻。最终国共谈判未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国民政府的长江防线崩溃。
正是在这样一种尴尬的前提下，我的人生也将发生一次大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