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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达到治理好的效果。
绝非后世字面意思，躺平或者啥也不干，其实这样理解就偏了。
中国为什么会形成“民不举官不究”的俗例，其实也于此有关。
民间能自行解决，当然就不插手。
实在不行，见官，按照朝廷律法和道德伦理来断案。
其实在大明朝，除了盐铁茶等涉及国家赋税的重要资源，从官府到民间，都希望自行其事，并不希望朝廷插手其中。
许多官员，不管出仕前后如何，但家中多少都参杂商业。
特别是户部官员，许多就是家族里有浓厚的商业氛围，自小耳闻目染，出仕后往往会因此被选入户部管理朝廷财政。
他们对此极为敏感，担心朝廷像对待盐铁茶一样对商业进行管控，那对商家影响太大。
而近些年，朝廷不断推陈出新，实为行改革之实，要说他们觉察不到是不可能的。
只是推动者，前有张居正，后有魏广德，都是受万历皇帝器重的人，自然不敢公开反对。
但私底下，戒备心却从未去除。
即便，魏广德已经表现出对商业的足够重视，甚至自身也深入其中。
但是，这些有商人背景的官员无论如何都不会忘记，朝中多次涉及对商业的赋税政策，可都是这位被外人视为“商业阁老”的魏广德首先点头，大方的上缴赋税。
可以说，这些人既尊重魏广德，但也十分警惕他，担心他会为了所谓的朝廷，国家大义，出卖商人的利益。
不过总体来说，他们暂时还都是支持魏广德的。
毕竟，有这位首辅在位，对于提升商人的地位是有帮助的。
实际上，现在江南那边已经有商人在谋划民册里增加“商籍”，方便他们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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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户籍制度，大抵是籍以业定，不同的职业具有相异的户籍，其中最为常见的户籍名色，有军、民、匠、灶四种。
朱元璋在位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户籍划分，其中基本户籍有两类：良籍、贱籍。
而良籍、贱籍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即次要户籍。
良籍就是军、民、匠、灶四种。
贱籍可细分成丐籍、乐籍、渔籍、胥籍、堕籍、娼籍、隶籍，其中就包括传说中的六扇门之人，也就是捕快。
良籍可以参加科举，而贱籍则不允许参加科举，想都不要想。
在科举第一关县试当中，报名应举者需有本县廪生作保，而且每五个本县考生还要联保，为的就是防止有贱籍混进来。
如果被证实是贱籍应举，那么作保廪生将被取消功名，判罚流配。
其他四个考生则连坐，终生不得应举。
所以，贱籍混入科举考场的几率，完全就是零。
如此严格区分，所以到了地方上，每当涉及科举应试报名，地方上都会极其谨慎对待。
此时民间，民籍大体上已经分为了市农工商四业，但是《大明会典》规定里，是没有“商籍”的。
据说，这是因为朱元璋很讨厌商人的缘故，所以大明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抑商的传统。
当然，后世有说在明初时，官府可以随意捉拿商人，这个也有些过于牵强。
而原因，自然是因为《大明律》里有明文规定，“游手好闲，不务生理，及舍本逐末，专事末业”者，可处“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
许多人，就此将商人与之画上等号。
但此条针对的是无固定生计的游食之人，并非专指商人。
明初虽重农抑商，但合法经营的商人一般会占有一部分田地，通常以“民户”登记，从而避免被视为“不务生理”、“专事末业”。
这也促成了，商人经商有成后，必回乡大肆购买田地，坐实“民户”身份的缘故。
不过，商人要走南闯北经商，特别是“开中法”后的盐商，其中来自山西等地的商人，则大多选择寄居江南盐场周围，想方设法兑换手里盐引。
其他商人，也大抵有此需求。
于是乎，他们就因为经商，长期脱离户籍地。
而按照朝廷规定，他们的子弟是需要回乡科举。
但是这里回乡科举的问题也很多，特别是这些人常年不在家乡，家乡无人可以证实其在外是否作奸犯科。
于是，一些人因此难以应试，报名都过不了。
江南的商人所能想到的，那就是既然《大明会典》里没有，那是不是可以把商籍加入其中。
商人可以就地入地方的商籍，自身并非贱籍，自然也就可以科举。
要达成这一目的，此时可不是正好。
当朝首辅对商人没有轻视，反而很支持。
正好借此，将“商籍”落定。
赵郎中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