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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官儿当当，哈哈哈。”
就这个时候，朱鲔心想，让刘秀去洛阳营造宫殿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刘秀去洛阳，毕竟他是去修宫殿的，不是去打仗的，既然他是去修宫殿的，那么让他带一些装修工人就可以了，用不着带兵马，所以刘秀即便去了洛阳也翻不出什么大风大浪来。而且洛阳那个地方现在都是在更始帝的掌控之下，刘秀即便去了洛阳他也只能在那里干活儿，不可能在那里称王称霸，倒不如就让他去算了，反正洛阳这趟差事也不是什么好差事，千头万绪的，弄得一个破败的大城市整理好，到时候儿这个活儿也不好干。
于是朱鲔就站了出来，接着对刘玄说道：“陛下，我看这个刘秀以前在长安上过太学，挺有文化的，而且也非常懂得为官之道，倒不如就让他先去洛阳打打前战，然后把洛阳的皇宫弄得井井有条，后来在迎接陛下去洛阳，这样我看是比较稳妥的方法。”
李轶一看朱鲔都站出来举荐刘秀去洛阳，他也就没再说什么了，既然朱鲔都已经答应让刘秀去洛阳折腾折腾了，那就说明刘秀去，也没什么危险，干脆就让他去吧，反正这个刘秀自己带着一些装修工人去洛阳干干活什么的，又不是到那儿去打仗的，那就让他去吧，反正这破活儿也不是啥好活儿，没什么油水。
于是，李轶也站了出来，接着对刘玄说道：“陛下，既然刘秀说他一个月就能把洛阳的皇宫修缮完整，迎接陛下去那里当皇帝，那就干脆让他去吧，微臣，既然没那个本事，那也不跟他争了，微臣还是在其他方面为陛下效力吧，反正这个以后立功的机会多了去了，微臣这个活儿就不跟刘秀去争了。”
众人已经都举荐刘秀去洛阳修缮皇宫，然后刘玄就微微一笑，接着对众人说道：“既然如此，那朕就命刘秀去洛阳修缮皇宫，然后把洛阳打理的井井有条，一个月之后朕再去洛阳当皇帝，你们以为如何。”
众人听罢，连忙昂首叩拜对刘玄说道：“陛下英明，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玄听罢，非常高兴，派刘秀以代理“司隶校尉”的身份，打前站，先去洛阳整修办公场所，做好前期准备。
史称，更始将北都洛阳，以光武行司隶校尉，使前整修宫府。
这说明刘玄等人对刘秀有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因为迁都不是小事，做前期准备显然是个重活儿，“司隶校尉”也是个十分重要的职务；同时，他们对刘秀又不完全放心，所以，刘玄并没有给刘秀太多的兵权，而是让刘秀自己带着几个随从去洛阳。
既要刘秀干活，又要能够控制住他，这是刘玄的既定方针，就好像之前严尤形容王莽的一句话，牵着狗不放手，还要让狗去咬人。
司隶校尉这个职务是前汉武帝晚年时开始设置的监察官，秩禄2000石，负责监察中央各级干部及京畿7郡的地方干部，纠察缉捕各类重大案件，后来还兼有类似刺史一样掌管京畿地方政务的职责，职权重要而庞大。
所谓“行”“司隶校尉”，即代理此职。
“行”是前汉时期任用干部的一种方法，就是说某个职位出缺未补，又一时没有合适人选，暂时由某个干部代理行使职权，也是一种临时措施。
更始王朝为了标榜自己继承西汉政权的统续，不仅有的官职沿用前汉官名，而且干部任用方法也比照前汉。
别管怎么说，刘玄等人把这份重要的职权交给刘秀，说明毕竟对刘秀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信任。
不过，话又说回来，刘玄等人的这种信任又是有保留的。
这个时候，更始帝刘玄对刘秀不得不用，又不敢放手重用的心态是非常矛盾的。
刘秀看起来对更始政权是忠诚的，加之刘赐，曹静等人的庇护，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老是冷藏人家也说不过去。
而且，在乱世之中，为一个政权收拾一个地方作都城，并不象攻城拔寨，只要把一个地方打烂就行了，而是要文以能治、武以能安。而在刘玄的干部队伍中，文武兼备的人才确实不多，象刘秀这样能文武兼备的的确是打着灯笼都很难找的。
再说了，去洛阳修建皇宫这是个实实在在的重活、脏活、累活儿，或者说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干得再好都是应该的，稍有差池就有可能被问罪。既然这活儿一般的将领干不了，也不愿干，所以就轮到刘秀的了。
还有，在刘玄等人看来，刘秀虽然很优秀，现在也不过是可放可收的掌中之物，暂时没有什么大的危害和威胁，让他多干点儿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其实，刘秀对刘玄等人的心思也是心知肚明，没有必要，也不能把话挑明罢了。
后来，刘秀定都洛阳，这一次修缮皇宫，实际上是为了自己将来当皇帝忙活了，因为没过多久，刘秀就住上了自己亲自装修的房子。
在西汉时期刘邦把帝都定在了长安，那么刘秀有没有定都与洛阳呢，最后刘秀是把帝都定在洛阳，那他又为什么不把帝都定在长安呢，这其中又有什么缘由呢？
刘秀为汉高祖九世孙，他所建立的新王朝也被认为是前汉王朝的继续，那他为什么没有依前汉旧制定都长安，却定都洛阳呢？后世史家和学者除了对地理形胜的肯定外，便是以历史上盘庚迁都为根据。
长安地区历史上呈周期性繁荣，西周时定都长安，秦、西汉、西晋、隋、唐也都定都长安，可以看出，这些王朝基本上都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强大的王朝，它们有足够的力量抵御西北少数民族的入侵，并利用八百里秦川的沃土滋润、壮大着自己的国力。
但是，在使关中一带繁荣兴盛的同时，也把这一地区的地力耗尽了，如唐朝的皇帝就不得不多次“就食洛阳”。继之而起的王朝如继续定都于此，则发挥的余地甚小。另外一个原因是王朝末期的动乱对长安地区的破坏。
王莽统治时期，长安先后数次被攻破，人口锐减，满目荒凉，昔日的恢宏与繁盛荡然无存，已丧失了继续为都的条件。
刘秀本是南阳的世族地主，他建立政权主要依靠起自宛洛一带的地方割据势力，他必须避开其它地方割据势力的锋芒，待巩固了自己的根据地、站稳脚跟之后才能再做企图。同时，来自北方的匈奴的威胁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汉王朝天下未定，还没有足够的精力同匈奴对抗。所以，定都洛阳未尝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