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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铺,睡满了这些从黄土地上来的掌握着最基层生产生活的杰出人物。
通常这种时候,县里都会请来戏班子唱几天大戏,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似乎会议的气氛越热闹,取得的成效也就越好。
按照以往的老规矩,四千会的,主要议程无非是总结上一年的工作,分配安排新一年的生产任务。在全体大会上,由县官员做总结报告,县上的其他领导再围绕报告精神分别讲一番话,然后各公社代表团分组进行讨论。
然而,今年的四会却与以往任何一年都不同。这是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第一个四千会。
新鲜的生产方式带来了新鲜的气象,也不知是哪个县率先想出的主意,除了传统的会议日程,今年额外增添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内容,在会议结束时,由各公社各村各队的先进代表,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夸富活动。
消息像春风一样传开,其他各县城都闻风而动,纷纷效仿。既然别的县城都这么搞,原西县当然也不能无动于衷,落了人后。
尽管新任县官员张有志个人内心对这种大鸣大放,讲究排场的形式主义做法颇为反感,甚至有些抵触。他性格更倾向于务实和低调,觉得发展生产,改善民生,靠的是扎扎实实的工作,而不是敲锣打鼓的宣扬。
但是今时不同往日,以前他只是副职,遇到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还可以选择回避,但现在他坐在了一把手的位置上,肩膀上扛着的是整个县的发展和责任,就不能全凭个人喜好任性而为了。
更重要的是,张有志敏锐的意识到,这种活动表面上看似热闹浮夸,但其核心本质是赞扬和肯定上面的新决策,展示责任制改革带来的积极成果和农村的新面貌。
在这个大方向上,他必须和上级精神保持一致,甚至要积极主动的去推动。反对这项活动很容易被别人误解为自己持保留态度,这结果是他所不能承受的。
于是,在经过短暂的权衡和必要的沟通后,张有志最终拍板决定,原西县的四十会,到时候也要这么搞。
很快,会议的正式议程中加入了相关安排,通知下发到了各个公社,要求各社推选出一批在过去一年里通过勤劳生产,合法经营而率先致富的冒尖户,专业户代表。
会议的最后一天,这些带着大红花的农民代表们将乘坐着披红挂彩的拖拉机、马车,甚至是开着新买的擦拭的锃亮的农用三轮车,组成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全县代表们的瞩目和锣鼓鞭炮的喧闹声中,穿过县城的主要街道
接受表彰,以此宣告一个依靠劳动致富的新时代到来。
张有志虽然拍板决定了要搞这次活动,但具体繁杂的组织实施工作,他自然是不会亲力亲为。他将这项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副手,一位擅长处理具体事务,执行力强的领导,马国雄去全权办理。
马国雄接到任务后表现得雷厉风行,他深知,这类活动组织起来千头万绪,必须早早动手。于是,根据常委会的精神,他早在元旦前后,年前气氛正浓的时候,就组织召开了一次通往各公社的电话会议。
电话会议里,他的声音通过滋滋作响的线路,清晰地传达到各个公社的领导耳中:
“......各公社注意了!今年县里的‘四千’会,要增添一个新内容,搞‘夸富”游行!这是展示咱们农村新面貌、宣传责任制成果的大好机会!县里要求,各公社必须认真推选一批‘冒尖户代表!”
他接着公布了县里制定的“冒尖户”标准:“
‘冒尖户‘的标准,很明确!达到以下条件之一即可:第一,年收入粮食达到一万斤!第二,年现金收入达到五千元!听清楚没有?粮一万,或者钱五千!”
为了让活动显得红火,也为了给各公社施加压力,他特别强调:
“名额方面,县里不做硬性限制!你们各公社,有多少符合条件的,就推选多少!实事求是,不搞平均主义!但是??”
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严肃:
“有一条硬杠杠:绝对不能连一个冒尖户”都推选不出来!哪个公社要是交了白卷,到时候别说是脸上不好看,你们自己想想,这说得过去吗?这说明你们的工作是怎么开展的?”
最后,他抛出了最具诱惑力的奖励措施,声音也提高了几分:
“凡是推选上来的‘冒尖户,除了光荣!在春节后的‘四干’会上,要披红戴花,坐上彩车,在全县代表面前享受荣誉!接受大家的掌声和祝贺!除此之外,县里还给每户奖励一架????飞人牌’缝纫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