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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的那个人是谁呀？”“区委书记。”“区委书记是什么官？”“大概是黑台最大的官。对了，人家不叫官，叫干部。”“土改工作团的人不是都叫干部吗？”“干部也有大干部、小干部，区委书记就是我们区上最大的干部。”
区委书记讲完话，开始诉苦。西街的张老懒面对着台子右侧的两个人，大声讲着什么，时不时地举起左手指点着那两个人。那两个人低着头，有时斜着眼睛偷偷地看看台下的人群。工作团的一个人在诉苦人诉苦时，经常走到台边，领着群众喊口号。老百姓对于喊口号并不熟悉，喊了前半句之后，后半句就含糊不清了。
冯长友手里拿一张纸走上台，到了桌子旁边，低头看着纸上写的字，像念课文似的念了起来。念了几句，就歪过头看一看左侧坐在长板凳上的人，好像在问：这样念行吗？那几个人，毫无表示。冯长友很快就念完了，急着跑下台来。工作团的一个人又跑到台边，领着大家喊口号。
散会后，回家的路上，人们议论纷纷。“一个街上住着，有什么仇，什么冤啊？”“工作团的人说啦，有钱人就是穷人的冤家。”“跟黑台老百姓有仇的早跑没影了，……”老曹家大小子问冯长友，“怎么没有让你爹上台去诉苦呢？”“我爹不愿意出头露面。工作团的人就让我去诉苦。”“你干嘛还拿一张纸念呢？”“那是工作团的同志给写的。”
（五）
1946年腊月。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太阳落山后，耿发他妈溜达着进了老杨家院里，走到我们家门口，依着门框，问我妈，“吃完了？”“啊，进屋坐一会儿！”耿发他妈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叨咕着，“住后屋可比前屋强多了。”“是啊。”耿发他妈坐到炕沿上，看看窗外，放低了声音，“知道不？曲屯长死了！”“谁说的？好好的，怎么就死了？”“打死的。”“谁打的？”“工作团让基干队打的！”“曲屯长挺老实的，犯什么罪了？”“他能犯什么罪！不就是当个小屯长嘛。”
电线杆子下面，人们在议论曲屯长被打死的传闻。“工作团一来，就把曲屯长给抓进区政府的笆篱子里去了。”“什么罪呀？”“当伪屯长呗。”“当个伪屯长也不至于犯死罪呀。”“都是基干队那帮愣小子，没深没浅，曲屯长那个身板还能扛他们折腾。”“听说拿胶皮管子蘸凉水，浑身都打青了。”“基干队都是些什么人！连王八子都混进去了。要说该打的，我看是王八子。”“听说曲屯长老婆上区上去闹去了？”“人死了，闹不闹能怎的。”“说是区委书记向曲屯长老婆子道歉了，要处罚带头打人的小队长。”
（六）
1947年1月，小寒过后，过小年之前。黑台村“斗争”开始。
基干队民兵二十几个人跟着工作团的干部从村公所出来，急匆匆向东街东头走去。
过了大约一个多钟头，民兵押着两挂大马车向村公所走回来。车上拉着箱子、柜，大包小裹装得满满的。耿发他妈在观看的人群中说，“这是谁家搬家？往那搬呀！”一个民兵看看耿发他妈，又瞅瞅大伙，说道，“搬什么家！这叫‘斗争’。开分啦！”从东头传来妇女和孩子的哭叫声。老田家大婶儿说了一声，“我的妈呀！”回到屋里，把门咣当一声关上了。过了一会儿，又有两辆车同样装得满满的，向村公所走去。老马家老三问赶车的民兵，“这都是谁家的呀？”赶车的民兵：“等着吧，谁家也跑不了。”这一天，东头有六、七户人家的东西被拉到村公所门前的大道上。村公所门前扯上了电线，挂上几个一某度的大灯泡，夜里民兵看守拉来的东西。
晚饭后，妈妈和父亲小声商量着什么事。“听说要挨家挨户地把东西都拉到村上去？”“看样子，大概有那个意思。”“那可咋办？”“把值钱的东西藏起来点儿吧。”“有啥值钱的！
父亲把一个一米多高、镀锌板外表面喷的绿漆、平时装粮食的铁桶放到炕沿边。妈妈把俄罗斯毛毯、缎子被、锡器等摆到铁桶旁边，父亲忙着把东西往铁桶中塞。妈妈：“先别忙着往里装啊！装满了还能搬动了吗。”父亲：“是啊。还是先挖坑吧。”
父亲在外屋北墙根儿、老杨家原来的萝卜窖旧址开挖；这个地方土质疏松，大概用了两个多小时，在地上挖出了一个大坑；地中间堆满了黑土。
父亲把铁桶放到坑里，又把要埋藏的东西一件一件地塞到桶里。最后用一块日本军给战马披的防化学武器的胶皮斗篷包在桶口。大坑填满土以后，姐姐和我上去踩了又踩；又撒上一层小灰，尽量不让人看出有新挖的痕迹。
父亲看了看地上堆积的土，对我说，“出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动静？”屋外满天星斗，连一丝风都没有，零下三十度的冷空气像锥子一样，一下子就扎到你的肉里。外面死一样的寂静；我仿佛听到了从地下传来空空的刨地的声音。回到屋里，我捂着耳朵、又哈哈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