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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啥也没有。我听着好像有挖坑的响动。”父亲：“行了。拿土篮子装土，把土倒到猪圈去。”猪圈里没有猪。我们把土倒完了之后，又弄些乱草铺在土上面。后半夜，全家才上炕睡觉。
拉了三天，眼看着就要到魏皮匠家了。村公所门前大道上堆满了“斗争果实”——东头各家各户可以拿走的东西。
早晨，飘起了小雪。今天，工作团和基干队民兵没有过来。十点多钟，雪停了。人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打开自家的房门，东张西望。魏皮匠和老马家吹棚的人来到电线杆子底下，看到的人们也大着胆子聚拢过来。老田大叔：“今天怎么没过来拉呀？”“兴许不拉了？”“那敢情好了。”“再拉就拉到老魏家了吧？”“这就是‘斗争’？”“谁知道呢？”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个问号接一个问号，心里惶惶不安……。老曹家大小子、冯长友几个同学从村公所那边跑了回来。到了人群跟前，冯长友和老曹家大小子掩饰不住兴奋的心情，同时对大家高喊，“停了！停了！不拉了！”“怎么回事？”“听说东安来人了。不让挨家挨户地拉了。”“就是嘛！这么整，定阶级成分还有什么用！”“是真的吗？”“不信，你们自己去问问。”“让组长去问问吧。老赵啊！你去一趟村公所打听打听呗。”
赵组长从来就少言寡语，他看看大家，没有吱声，向村公所走去。我们几个孩子像尾巴似的，跟在他的身后。
村公所门前的大道上，西自老郭家肉铺，东到福成油坊，几百米的大街上，堆满了从东头那二十几家拉来的东西。十几个基干队民兵，背着枪、抄着手、跺着脚，不停的走来走去；看样子，冻得够戗。
大人们进了村公所。我们几个同学开始浏览堆在大街上的“斗争果实”。“这还能分清哪个是谁家的吗？”“看！猪肉半子。”“还有豆包，饺子……”靠近村公所门口的道旁，支着一口大锅，锅下是没有燃烧干净的劈材，锅里有凝固的豆油。锅旁边的桌子上放了几块冻猪肉，盆子里有没有吃完、油炸过的饺子……。
一个基干队民兵晃晃荡荡走了过来，冲我们几个人大声嚷嚷，“看什么看！离‘斗争果实’远点儿！都给我滚回家去！”
第二天一早，东头被分了的二十几户人家，接到通知，到村公所去领自己家的东西。他们冒着严寒，车拉、人推，背的背、扛的扛，哩哩啦啦整整倒腾了一头晌。
几天后。老田大叔笑着问父亲，“那天晚上往地下藏东西了吧！”“你咋知道的？”“你寻思就你们一家呀？”“其实，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那也舍不得让人家给分了。”“东头的东西有没有丢的？”“听说过年的嚼裹，有的让站岗的民兵都给‘顾食’了（八一五时期的语言，意思是吃了）。”
（七）
纠正了挨家挨户平分家产的错误做法之后，开始对地主、富农进行斗争。区委书记被调到东安联中当校长去了。
下午。假阴天。土改工作团的领导让儿童团跟着基干队民兵与农会的人去斗争南街的一个煎饼铺。
民兵和农会的人从煎饼铺里往外搬东西、装车。儿童团拿着红缨枪在煎饼铺前屋后院蹿来蹿去。一个抱着木箱的民兵冲我们骂道，“小孩崽子！绊手绊脚的，一边呆着去！”我们的儿童团长不服，顶了一句，“管得着吗！土改工作团让我们来的，你敢反对呀？”“行！行！你们是小祖宗。”
后院有一个同学大声呼喊，“快来呀！磨盘底下有一个木桶！太沉了，我搬不动。快来看看！”大家把那个木桶捞了出来，它是一个木制小清酱桶，桶上印着“萬”字商标。打开桶盖一看：里面满满的一桶伪满的硬币。儿童团长兴奋的向工作团的一个干部报告，“同志！这里有一桶钢镚！”工作团过来两个人，一个人一脚把木桶踹倒，一桶硬币哗的一下，散了一地。另一个人用手在硬币里扒拉扒拉，未见其它东西。工作团的两个人相互看看，一个人说，“全是钢镚，不值钱，给他们拿去玩儿吧？”另一个人：“行！大团长！给你们大伙分了吧！”听到工作团把钢镚给我们了，大家扔掉红缨枪，趴在地上一把一把地往自己的衣兜、裤兜装硬币。工作团的一个干部对农会会长说，“让这帮孩子滚蛋得了？”会长：“行！儿童团！听着！把钱装满了，就都滚回去吧！”儿童团团长：“骂谁呢！让走就走，滚什么滚？团员们！把红缨枪扔车上去。撤！”
我们兴高采烈地离开煎饼铺，跑到区政府院里玩起来“打钱摞”游戏。（“打钱摞”游戏：这是一种锻炼投掷准确程度的运动。在游戏场地上摆一块砖头，参加游戏的人把硬币按照事先约定的数量摞到砖头上；在距离砖头五米左右远（可远可近）的地方，划一条直线。开始时，参加游戏的人站在砖头的后面，把击打硬币的坨子掷向直线，谁的坨子距离直线最近，谁就有击打硬币的优先权；谁把砖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