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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
孙德秀与客用不及多想，仓促并肩迎了上去：「小学士陌生得紧，不知陈司宪何在？」
差点就直接问你家大人呢。
这几年紫禁城进了不少年轻人，远离中枢的镇守太监，基本都不认得了。
萧良有沉默不语，站在台阶上，居高临下打量着门外一干中使。
中使的事情很麻烦。
并不是不敢抓捕，现在这个节骨眼，杀几个中使，也不过是抬手的事。
奈何砍死这个砍杀那个，并不能万事大吉。
只因除了徐州一案本身外，皇帝还要求举一反三，完善体制机制。
但仓场监督太监的官制问题，已经迁绵二百年了，一个定性不对，得罪的就是无数朝官丶内臣。
徐州水次仓户部分司设立于永乐十三年，只设本司主事，位卑权重，贪污频发，于是正统三年二月，英宗为牵制户部，派遣了一大堆太监到水次仓充任监督。
户部分司也就一两个主事，结果中使这一下就来了一群监督大太监，用李梦阳的话说，那就是「少者五六辈，多者二三十辈，公庭坐不能容」，「且夫一虎十羊，势无全羊，况十虎而一羊哉？」
一个人做事，二三十个人监督，这种官制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双方理所当然地开始互相攻汗，中使弹劾水次仓主事「漕挽军民横被索求，不堪其扰」，水次仓主事就陈情「凡为仓库害者，莫为中官」。
然后就愈发不可收拾。
中使在职权范围内到处给文官使绊子，宣德中，张伦带着税粮十万斛，到徐州仓入库，中官以「食庾既盈，拒而弗纳」，生生卡了张伦四十几天的脖子。
当然，文官也不是好惹的。
景泰四年，山东丶河南灾荒，巡抚淮丶扬丶庐三府，兼两淮盐课王竑等不及朝廷赈灾的回覆，直接「不待报，开仓振之」，布告灾民速来就食。
灾民来是来了，但淮丶扬丶庐三府自家是没有馀粮的，只有徐州广运仓有馀积，王端便下令尽开广运仓。
户部分司自然听从，中使却说什麽也要等朝廷的回覆，王站二话不说，来了一出「民旦夕且为盗，全赖中使，当先斩之，然后自请死耳。」
不用说，虽然无诏杀了五六个领头的太监，但王站肯定是不用请死的。
朝廷只申饬了一句，说以后遇到这种事，把中使控制起来就是，不要动不动就砍头。
双方从宣德斗到正德，战火不休。
直到嘉靖十四年，提督仓场宦官王奉丶季慎相互揭发对方的罪状，大太监内部出现了纷争，闹得乌烟瘴气。
这才终于给户科给事中管怀理找到机会，上奏称「仓场钱粮实皆户部职掌，添用内官，惟肆贪求，于国计无裨，请将督理内外各仓场诸内官裁撤。」
户部丶都察院丶内阁都附议，世宗便顺从了部院的民意。
但宦官裁撤后，户部分司在各仓又开起了一言堂，数次被巡查的御史弹劾贪污受贿丶
勒索粮户。
内廷趁机上奏，请求复设内官监督。
争到嘉靖二十九年，双方各退一步，可以加设中使监督，但职官设置上跟户部分司主事一致，只设一两个，相互监督牵制。
初衷当然是好的，确实也促成了一时的和谐。
但在平稳运行了三十馀年的眼下，弊端又再一次暴露出来了。
人少，想法就少，相互之间勾结起来也更容易了。
甚至双方合流后，串联起了更广泛的势力，对抗朝廷的审查比以前还要简单！
那这一次该怎麽举一反三？应该随大流归咎于天生坏种的太监，还是挑文臣总是贪腐的麻烦？
又该怎麽完善礼制？裁撤内官不行，增设内官也不是，总不能再派监督来监督监督官吧？
先前工部也好，漕运衙门也罢，都是部院官制的内部问题，可以关起门来讨论，但涉及到内外相争，可就不会这麽和谐了。
说不得就要声望扫地，被士林讥为宦官鹰犬，亦或者被太监给皇帝吹风说士大夫私心重，不能秉持公心。
在这个问题有眉目之前，无论是陈吾德，还是许孚远这些人，都不想轻易定性，乃至表态都不愿意。
不过话又说回来。
代人捉刀，宰割利益，不正是宰辅的本职麽？腐朽老臣对这种事畏首畏尾，新科进士正应该视其为资粮！
思绪百转间，好半晌后。
萧良有才将目光落到为首的二人身上：「翰林院编修丶值行在中书舍人萧良有，见过二位中使。」
「二位中使罔顾礼法，咆哮行在衙署，不知所谓何事？」
他拱手见礼，态度不卑不亢，不叫人从面上看出态度来。
孙德秀与客用对视一眼，不约而同露出迟疑之色。
名字当然听过，好歹是通传天下的今科探花郎，问题是————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