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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他爬上老槐树掏鸟蛋，她在底下仰着脸，数他裤脚沾上的槐花；他帮父亲犁地，她坐在田埂上，用柳条编蚱蜢，编完就往他后颈里塞。他从不躲，只微微侧头，任那点微痒爬过皮肤，像一粒微小的火种。
十岁那年春旱，井水枯了大半。村人排队挑水，扁担吱呀作响。林晚个子小，拎不动满桶，陈砚生便把自己的扁担卸下来，截成两段，一头削尖，一头绑上麻绳，做成简易的汲水杆。他教她把杆子斜插进井壁湿土里，再用绳子系住桶耳，借着杆子支点，省力地提水。她试了三次才成功，水桶晃荡着升上来，溅湿了他挽到小臂的袖子。他抹了把脸上的水，忽然笑了一下——那是林晚第一次见他笑，嘴角向上牵得很轻，眼睛却弯成两枚温润的杏核。
“晚晚，”他说，“土记得力气。你使一分，它还你一分。”
她似懂非懂，只觉那笑容比井水还清冽，沁得她心口微颤。
十一岁，她开始偷偷记日记。用捡来的烟盒纸订成小本，铅笔字歪歪扭扭：“今天砚生哥帮我赶走了欺负我的狗剩。他没说话，只把狗剩的弹弓踩断了。弹珠滚进沟里，像两颗黑豆。”
十二岁，她写：“下雨了，砚生哥送我回家。他把外套盖在我头上，自己淋得透湿。我闻到他衣服上有稻草和阳光的味道。”
十三岁，她写：“他摸了我的头。就一下。手心很烫。”
十四岁，她不再写日记。因为日记本被母亲翻出来，撕了。母亲把碎纸片扔进灶膛，火苗猛地蹿高，映得她满脸通红。“丫头，别想那些没用的。好好念书，将来离开这穷地方。”母亲的声音冷硬如铁。
她没哭，只默默蹲在灶前，用烧火棍拨弄灰烬。灰里有半片没燃尽的纸角，上面还残留着两个字：“砚生”。
那晚，她梦见自己站在一片无边的红土地上，脚下是密密麻麻的脚印，新旧交叠，深浅不一。她低头找，找属于自己的那一串，可脚印越走越多，越走越乱，最后全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一双是她的，哪一双是他的。
醒来时，枕上湿了一小片。
十五岁，她考上了县一中。开学那天，陈砚生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旧自行车送她。车后座窄，她只能侧坐，手扶着他腰后的衣襟。他穿一件洗得发硬的蓝布褂，脊背挺直，像一株初抽穗的麦子。风鼓起他衣角，也鼓起她额前的碎发。她把脸贴在他后背，听见他心跳沉稳有力，一下，又一下，隔着薄薄的布料，撞在她额头。
车行至村口老槐树下，他刹住车，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是三颗玻璃弹珠，一颗红，一颗绿，一颗蓝，圆润剔透，在晨光里流转着微光。
“给你。”他说，“以后，别回头。”
她攥紧弹珠，棱角硌得掌心生疼。“那你呢？”
他望着远处起伏的丘陵，良久，才道：“我守着。”
守着什么？土地？老屋？还是她？
她没问出口。只是把弹珠一颗颗放进书包夹层，指尖触到冰凉的玻璃，心却烫得厉害。
三
林晚在县一中读了三年。每年寒暑假回来，麦子湾似乎都没变：红土依旧，槐树依旧，井台上的青苔依旧。可人变了。
陈砚生十七岁那年，父亲咳血卧床，家中积蓄耗尽。他没参加中考，直接回村务农。林晚听说时，正在教室抄写《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那句，墨迹洇开一小片，像滴泪。
她回去那天，看见他在晒场上扬谷。烈日当空，他赤着上身，古铜色的脊背覆着一层细密的汗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麦芒刺进皮肤，留下细小的红点，他却像无知觉，手臂肌肉随着扬锨的动作绷紧又舒展，麦粒在气流中划出金灿灿的弧线，簌簌落进箩筐。
她站在场边，没上前，只静静看着。风送来他身上浓重的汗味、麦香，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苦药气——那是从他家飘来的。
他忽然停下，抹了把脸，朝她这边望来。目光相接，他没笑，只微微颔首，又继续扬谷。麦粒纷飞中，他身影显得格外孤峭，像一尊被烈日煅烧过的泥塑。
后来她才知道，他白天干活，夜里去十里外的砖窑扛砖。一车砖二百四十块，一趟挣八毛钱。他常半夜才回来，脚步沉重，踩在土路上发出闷响。林晚有次起夜，听见那声音由远及近，停在自家院墙外，许久不动。她悄悄推开一条门缝，只见他靠在墙根下，仰头望着她房间那扇亮着昏黄灯光的窗，烟头明明灭灭，像一颗不肯坠落的星。
她没出声，只退回屋里，把灯熄了。
十六岁，林晚考上省城师范。临行前夜，她提着一盏马灯，去了村后山坡。那里有一片荒废的梯田，田埂上野蔷薇疯长，藤蔓缠绕着几块残碑。她知道他常去那儿——父亲葬在那里，碑是陈砚生亲手凿的，字迹朴拙，却一笔一划，深嵌石中。
她到时，他果然在。背对着她，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