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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会如此回答！
这些个文人典故若不是有人指点，魏哲还真不知他们在搞什么鬼。
而当魏哲在庭院中与戏志才闲聊时，院子外面则早就炸开了锅。
外面的学子可没有魏哲的优势，可以直接呆在院子里吃瓜。
不敢进来的他们只能小心翼翼的趴着墙头，侧耳倾听两者的辩经，不时还会有人讲两人的言语记录下来往后传阅。
是故卢植与郑玄虽然说的飞快，但外面的士子此刻才刚刚看完开头呢。
不过对于二者谈论的话题，外间的士子倒是一点没有惊讶。
别说是窦太后了，当下若皇帝做得不对都常常被士人讽议无礼。
像郑玄于卢植今天这个尺度还真算不上什么。
然而两人的话题却引起了外界学子、士人的引论。
要知道在本朝“君权”与“父权”一直都是士人争论的话题。
君父之辩与华夷之辩、义利之辩一样，早就有过无数次讨论。
并且古文经学内部，对“君权”与“父权”谁重也一直没有统一看法。
从王莽时期一直吵到了现在，并且愈演愈烈。
典型的例子是许慎《五经异义》和《白虎通》对于伍子胥复仇正当性的辩驳。许慎认为伍子胥不可复仇，而《白虎通》认为子报父仇是天经地义。
可见在纯粹的经义层面，为君还是为父，一直个争议点。
眼下被卢植与郑玄又重新挑起了这个话题，外间的人群自然忍不住各抒己见起来，甚至就连贩夫走卒都能说上两句自己的看法。
尤其眼下郑玄貌似落入下风，那就更让认为“君臣之义”更重要的那些人振奋了。
毕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话题，就像民国时期从上而下都喜欢讨论各种“主义”一样，对于当下汉人来说君父之辩也很重要。
然而魏哲回到太守府后，越想却越觉得这次辩经不简单。
要知道东汉可是以“仁孝”立国。
在这个问题产生动摇，无疑是对东汉的根本有了动摇。
所谓“仁孝先后”之争，说到底其实就是君权和父权之争。
说得再赤裸裸一点，那就是皇权和臣权的博弈。
后世曹丕尚为魏国太子时，便在一次宴会中对在场的百数十人问道：“君父各有重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耶？父耶？”
据闻当时众说纷纭，或父或君。
这其实便是为君者对臣下的一种试探，试探人心。
不过曹魏时期，君权与父权尚且还能说是在两可之间。
但等到了晋朝，那就只剩下以“孝”治天下了！
不是司马家不好意思提忠君，而是他家的君权本来就是妥协而来。
如此在天下士族面前自然便没有什么“仁孝先后”之争了。
父子之恩重于君臣之义也，这才是晋朝士子的政治正确！
晋朝“以孝立国”，其实便意味着“父”重于“君”了。
想到这里，魏哲心中终于豁然开朗。
虽然他心中对司马晋一直十分鄙夷，但对于他们失败的原因却很难做出一个全面的总结。
这让想要避免重蹈覆辙的魏哲心中一直提心吊胆的。
不过现在他总算是弄清楚了关键所在：
那就是有晋一朝，司马家的皇权都是残缺的。
与其说“王与马，共天下”，不如说是皇帝与世家共天下。
当司马昭选择了这一条路之后，就注定了晋朝的下场！
毕竟司马家的皇权根基就不牢固，甚至从诞生之初就和门阀士族绑定到了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晋朝当权者做什么改革都不会有结果！
和门阀士族妥协，便是司马晋最大的问题所在！
从这个角度来说赵宋和司马晋其实没区别。
首先赵氏与司马家上位的手段都差不多——篡位。
其次，两个朝代中期也都差不多。
司马晋有东西两晋，赵宋分南北二宋。
甚至两家王朝的结局都十分相似：
司马晋引发了五胡乱华，赵宋则害得神州陆沉！
这就是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的下场！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念及此处，魏哲的眼神那叫一个复杂。
“在汉末搞共和？这到底是哪个天才想出的主意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