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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一郎的死，像一颗炸弹落在虹口。
日本宪兵队封锁了整个虹口公园，挨家挨户搜查了三天，抓了上百人，刑讯了十几个，什么都没问出来。特高课从东京派来了一名经验丰富的审讯专家，姓岩井，四十多岁，瘦削阴沉，脸上永远挂着一丝似笑非笑的表情。他在山本一郎的尸体前站了很久，然后蹲下来，仔细检查了伤口。
“一刀毙命。”岩井站起来，用手帕擦了擦手指，“切口干净利落，刀法精准。凶手受过长期训练，不是普通人。而且——”他用手指比划了一下刀口的角度和深度，“凶手比山本将军矮。从下往上刺入，是女性或者身材矮小的男性。”
岩井在虹口的办公室里挂了一张上海地图，用红笔在山本一郎遇刺的地点画了一个圈。他在那个圈周围画了更多的圈，每一个圈代表一个刺杀现场——林翻译、陈某人、毒枭马三、叛徒老温——将这些圈连起来，在上海地图的北半部形成了一条从虹口公园蔓延至外滩、从外滩蔓延至法租界的蛇形线路。
岩井盯着那条线看了很久，然后用毛笔在线的起点和终点各写了一个字——“泥”。
“泥鳅。”岩井把这个中文词写在纸上，用日文注了音。他并不完全理解这个绰号的含义，但他在上海待了这些年，知道这个名字已经在虹口的暗巷里流传了很久——从民国二十年开始，一直流传到现在。他只知道，这个女人杀了很多人，很多不该死的人，很多他的同胞。他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年龄多大、住在哪里，但他知道一件事——她会再来。
藕节没有再去虹口。
这把铁罗汉的短刀是第一把真正属于她自己的刀，不是爹爹的遗物，不是谁的恩赐，是铁罗汉从自己手里解下来、亲手交到她手里的。她握着它，像握着一条新的命。
民国二十八年春天，藕节在法租界霞飞路的一栋小洋楼里开了一家裁缝铺。
铺面不大，一楼是店面，二楼住人，三楼堆布料和杂物。藕节从宁波请了一位老裁缝师傅，姓周，六十多岁，做了一辈子旗袍，手上功夫了得。周师傅来了之后，裁缝铺很快在法租界的太太小姐圈子里有了口碑——“金记裁缝铺，旗袍做得跟长在身上似的。”
藕节不亲自做衣裳，她管账、招呼客人、在铺子后面的小房间里处理泥鳅会的事务。裁缝铺每天迎来送往的客人多，什么人都有，是掩护接头和传递情报的最理想场所。来取衣裳的太太小姐们不会注意到铺子后面那间门上挂着“闲人免进”牌子的房间里，有人在计划下一次暗杀；来送料子的布商不会注意到柜台上那只青花瓷笔筒的底部夹层里，藏着上海日本驻军的最新兵力部署图。
顾人凤每隔几天就来一次。来的时候不带花，不带礼物，每次都空着手来，在店里坐一会儿，喝一杯茶，说几句话。有时藕节忙，他就坐在角落里看着她在柜台后面拨算盘、招呼客人、和周师傅讨论旗袍的领口开高一点还是低一点。他看着她的侧脸，看她低垂的睫毛、专注的眉眼，心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满足。
“顾先生，”藕节有一次放下算盘，转过头看着他，“你每天都来，不耽误做事？”
“我在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来看你。”顾人凤笑了笑。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随意，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藕节低下头，继续拨算盘。
顾人凤站起来，走到柜台前，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藕节面前。
“什么东西？”
“你打开看看。”
藕节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支票。抬头写着“金昭”，金额是五千大洋，下面有顾人凤的签名。
“你什么意思？”
“我在汇丰给你开了一个账户，这笔钱是给你的。”顾人凤的声音压低了，“藕节，你做的事，我知道。铁师父年纪大了，李叔的身体也不如从前了。泥鳅会那么多人，吃穿用度、打点关节、善后抚恤，哪样不要钱？这笔钱，你拿着用。不用还。”
藕节看着那张支票，看了很久。
“顾人凤，你是不是以为，你给了我这笔钱，我就欠你的了？”
“不是。”
“那你图什么？”
顾人凤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让她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我图你活着。”
藕节把支票折好，收进抽屉里。她没有说谢谢，没有说我不要，没有说你以后别来了。她只是把支票收好，锁上抽屉，把钥匙放进口袋里。
顾人凤看着她做完这一切，笑了一下，转身走了。
藕节站在柜台后面，看着他的背影走出裁缝铺，钻进那辆深绿色的福特轿车，发动引擎，开走了。她站在那里站了很久，直到周师傅从楼上下来问她“金老板，这块料子做旗袍够不够”，她才回过神来。
“够的。”她说。
她的声音有点哑。
裁缝铺开业三个月后，藕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