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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思明吃好饭下桌，已是酩酊大醉，被妻妾搀入卧室，一觉睡醒，入宫上朝。等文臣们奏事完毕，向皇帝请缨北征，出声支持者武将多、文臣少。
皇帝见端王安静如山，跟往日大相径庭，心想他应该不赞同北征，有意让他成为第一个持反对态度的人，便问他如何看待北征之事。
端王心想，以举国之力北征，若能取胜，虽苦在一时，却功在千秋，持反对态度不仅得罪人，还未免目光短浅；若不能取胜，便是误国伤民之举，大夏国绝有可能元气大伤，持赞同态度不仅于国无益，于己反而有害。
为了左右兼顾，既不得罪同僚，又能讨好皇帝，大声回话道：“禀父王，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儿臣见识浅薄，说的再多也是个人之见，代表不了国家。只要父王觉得当下适宜北征，儿臣愿作车前卒，甘为帐下兵。”
好些朝臣官做久了，深谙明哲保身之道，不是金钢钻，不揽瓷器活。正愁如何回答皇帝问话，就见端王送来两全其美之法，立觉言之在理，紧随其后高声唱和，“臣附议。”
兵者，国之大事。皇帝身为一国之君，自不能跟他人那般不负责任和稀泥，但也不想以一己之力揽下这瓷器活，说他刚愎自用。眼见太子形容端正，应该能做个好帮手，起身问道：“太子，你对北征之事持何看法？”
太子向来朝堂议事，都是本着认知实话实说，说对了不沾沾自喜，说错了由他人帮忙指正。今日之事关乎大夏国运，处理得当国运兴隆，处理不当国运衰退，身为储君当谨言慎行才是。只见他缓步出列，朝皇帝躬身一礼，大声回道：“回禀父王，儿臣不觉得此时北征是天赐良机。”
难得他立场鲜明，且意见相左，皇帝自觉有义务让他说出自己的心声，笑问道：“为何？”
太子俯首道：“儿臣斗胆问父王一个问题。”得来皇帝首肯，“敢问父王，北征是为了什么？”
皇帝未假思索道：“河清海晏，举目无疆，生民永享太平安康。”
事实也是如此。从他坐上皇帝宝座的那日起，搁在他心头的大事就是北征，消除北疆隐患，让大夏国子民免遭侵扰之苦，安享太平光景。虽说上天从未主动相助，臣民从未主动相和，却无时无刻不在做着努力。
“先祖当年中原建国，北有北狄，南有南蛮，东有东夷，西有西戎，立处四战之地，东征西讨，南征北伐，永无停歇。现今南蛮远离，东夷不再，何也？不过是先祖经过不懈努力，做到了让他们与原有的中国人一样，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程同准。自此天下一家，人是中华子民，地是中华国土，不分彼此。”
太子将自己的认知说了出来，一拜在地，“父王，儿臣愚见，武力征服只能一时拥有其身，文化认可、民族融合才能永久共用其心。要想彻底消除北疆隐患，当以武力征服为辅，达成文化共识共用为主。”
那些学识渊博的臣子听了，想起黄帝败蚩尤有了“炎黄”，想起西周败殷商有了“共主”，想起秦皇横扫六合有了“一统”，想起汉武征战四海有了“汉族”，......，等等等等，忍不住左顾右盼，忍不住私下低语，“咦！还真像是这么回事。”
帝王自有帝王之术，绝非不学无术。心想民族融合，若不能先占有其身，又何谈再占有其心。认为太子这番说词不足以用来反对北征，有意说道：“太子，若真如安爱卿刚才所言，这可是北征的绝佳时机，岂能轻易错过。”
太子回道：“父王，北边遭灾，生民不安，君臣离心，国力下滑不假。但我大夏国又何尝不是天灾人祸刚止，百废待兴，急需休养生息。儿臣以为，以累国伤民之举，行开疆拓土之志，犹如饮鸩止渴，谈不上强国安民。”
“胡扯。”皇帝轻喝一声，转向严相温声问道，“严卿，太子此言，是有理还是无理？”严松出列，躬身一礼，说：“回禀陛下，臣愚见，倒不觉得太子此言于国有害。”皇帝道：“说来听听。”
严松说：“趁人之危武力征讨，不仅难叫人臣服，还会使人有理由同仇敌忾。若不能在短期内颠覆其政权，必将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要么入侵者败走，要么抵抗者倒下。就以我华夏为例，数千年来，太平时可以内斗不断，但一旦有外族入侵，却总能以民族大义为重，凝心聚力一致对外。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谁又能担保其他民族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不会与侵略者一决生死呢！与其两败俱伤，不如两相安好，再寻机会徐缓图之。”
杨怀宁、林元治、苏达仁、徐仁枫等大臣，觉得自己想的跟严松想的相差无几，连忙站出来给予支持。襄王、靖王、誉王虽智识有限，但因不喜欢安思明此人，又见心中的有识之士都不赞同此时北征，便也不管是对是错，挺身而出反对北征。
其实皇帝渴望北征，但身为天子，代天牧民，不能置天下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