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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戈壁视察。烈日下，她接过一杯清澈的净水，仰头饮尽，赞道：“这是自由的味道。”
当晚，她在工作笔记中写道：“敌人总以为，断掉零件就能停下我们。但他们不懂，真正驱动这个国家前进的，不是齿轮，而是人心中的光。”
春末，民议堂举行年度质询大会。企业家代表王振邦起身发言，语气沉重：“主席女士，我支持教育，也尊重理想。但我旗下三十家工厂，去年税负增加47%，工人工资翻倍，利润却不足从前三分之一。再这样下去，企业将无力投资创新，最终所有人都会受害。”
会场寂静。
苏婉儿静静听完，反问：“王先生，您记得十年前您厂里的童工吗？”
对方一怔：“那是旧制度……现在早已废除。”
“是的。”她点头，“但你知道那个叫阿强的孩子现在在哪吗？他是今天‘火种计划’西北组组长，带领团队做出了新型耐寒电池。他曾对我说：‘如果不是工厂关门，我可能一辈子都不识字。’”
她环视全场：“我们的确提高了税负，但也建起了免费学校、全民医保、失业保障。你们付出了一些利益，但社会整体成本大幅下降??犯罪少了，疾病少了，冲突少了。这不是牺牲，而是转型。”
她顿了顿，声音转柔：“我不是要逼迫资本，而是邀请你们重新定义成功。未来的首富，不该是拥有最多财富的人，而是创造了最多机会的人。”
话音落下，竟有数位企业家默默摘下领带，投入会场设置的“旧时代象征回收箱”。
六月初，第一批“数字教育走廊”试点完成。帕米尔高原上的游牧帐篷里，孩子们通过太阳能终端接入国家云课堂，跟着北京名师学习物理课。直播镜头扫过雪山背景，亿万观众为之动容。
苏婉儿在巡视途中收到一封信，来自张小禾。信中附一张照片：他父亲穿着劳动服，在农场图书馆整理书籍，脸上有了笑意。信写道：
>“爸爸读完了《刑法通义》，写了悔过书，还帮村里调解了三起纠纷。法官说可以减刑一年。他说谢谢您，也谢谢林爷爷。我现在每天教两个同学认字，就像那个小女孩一样。”
她将信贴身收藏，当晚在日记中写道：“正义不是一刀两断，而是让伤口愈合的同时，也让执刀者学会放下。”
夏至那天，桃林墓园迎来一场特殊仪式。十八位遇难教师的遗骸正式安葬，每位墓碑前都放着一本崭新的《公民问答》，书页翻至同一章：
>“什么是权利？
>权利不是赐予的恩惠，而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
>它始于一声质疑，成于一次抗争，存于一代代人的记忆。”
仪式结束后，苏婉儿独自留在园中。夕阳西下，她坐在林承泽碑旁，轻轻抚摸那支刻着“接着写吧”的铅笔。
“你总说不想被记住。”她低语，“可你留下的问题，比答案更重要。”
忽然，远处传来笛声。依旧是《归田》，但旋律中多了一段新谱。她循声望去，见阿依古丽带着一群孩子正练习合奏。
她走过去，问：“谁写的？”
一个维吾尔族小男孩腼腆地说：“我改的。我觉得原来的结尾太悲伤，就加了一段上行音阶，像春天爬山坡。”
苏婉儿笑了：“很好听。明天开始，这首新版本就是国家广播的晨曲。”
当晚，她做出决定：将“问答日”正式定为法定节日，更名为“启明节”。从此每年今日，总统府开放一日，供民众自由提问；所有官员必须脱稿回应；任何回避、敷衍或压制行为，均可被举报并公示。
第一年的启明节，最热门的问题来自一名农民工：
>“为什么我在工地能造十层楼，却不能参加城市规划会议？”
苏婉儿当场批复：“从明年起，每个重大建设项目立项前，必须召开‘劳动者听证会’，一线工人占比不得低于30%。”
秋初，历史清算特别小组公布最终报告。整整一千二百页，详尽还原过去三十年所有重大案件中的权力滥用、证据篡改与舆论操控。报告末尾附录一份名单：共一百零三人，曾因莫须有罪名入狱，至今未获平反。
苏婉儿签署总统令：全部无罪释放，若已故者，则为其家属颁发“迟来正义证书”，并设立专项基金补偿后代教育。
当最后一份证书送达云南山区时，recipient是一位百岁老妪，曾是女子师范首批学生。她颤抖着接过证书，用布满皱纹的手摩挲良久，忽然唱起一首几十年未唱的校歌。歌声苍老却坚定，引来全村人聚集聆听。
消息传回首都，苏婉儿下令：将这首校歌编入全国中小学音乐教材，命名为《觉醒之声》。
冬至前夕，南极科考船再次发来讯息：第二封百年信已开启。
林承泽的声音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