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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的余辉透过单向玻璃，投射在房间里，勾勒出两道不断交错的剪影。
不和谐的声音突然响起，有节奏的律动就此中断。
小钢炮吁了口气，双手从沈杏后腰处拿开，躺了下来。
良久之后，他才坐了起...
还有太多声音，正在等待被唤醒。
窗外的雪下得悄无声息，老宅的屋檐垂着冰棱，像时间凝固的钟摆。我坐在父亲常坐的那张藤椅上，茶烟袅袅，映着电脑屏幕微弱的光。文档空白如初雪，可我知道，这一章早已在无数个无眠之夜悄然写就??不是用笔，而是用脚步、用倾听、用那些素未谋面之人递来的信纸与目光。
第二天清晨，我再次启程。这一次的目的地是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边缘的一个牧区教学点。那里有一位叫苏米娅的女教师，她寄来了一封手写信，字迹清秀却带着颤抖的笔锋：“导演先生，我这里有个孩子，从三岁起就没说过一句话。他听得见，也会点头摇头，但从不开口。去年冬天，他第一次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三个字：‘我想说’。”
我抵达时正值春寒料峭，草场尚未返青，风卷着沙砾打在脸上生疼。教学点只有一间铁皮房，四面漏风，取暖靠牛粪炉子。十几个孩子围坐在几张拼凑的课桌前，眼神明亮而羞怯。苏米娅三十出头，蒙古族，短发利落，说话时总带着温和的笑意，但她告诉我，这个叫巴特尔的男孩让她整整三年束手无策。
“我不是没试过心理干预，也不是没请专家来看。”她低声说，“可每次别人问他‘你为什么不说话’，他就缩进角落，像要把自己藏起来。”
我在教室里待了三天，不拍，不问，只是坐在后排静静观察。巴特尔个子不高，脸庞圆润，眼睛大得惊人，像是能把整个世界装进去。他喜欢画画，尤其爱画马??奔跑的、站立的、低头饮水的，每一匹都姿态各异，仿佛有灵魂在纸上奔腾。
第四天早晨，我带了一台老式录音机进教室。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用途，只是当着所有孩子的面，按下播放键。传出的是韦小山背诵《荷塘月色》的声音，清澈、缓慢、一字一句，如同溪流穿过石缝。
孩子们安静下来，有的睁大眼睛，有的悄悄模仿发音。巴特尔原本低头涂画的手停住了，抬起头，盯着喇叭看了很久。
那天下午，他第一次走到黑板前，拿起粉笔，写下一整段话：
>“我也想念一首诗。但我怕念不好。我怕大家笑话我。我妈妈说我一出生就不会哭，医生说可能脑子有问题。可我能听见风，能听见羊叫，能听见老师唱歌。我只是……不知道怎么把声音放出来。”
苏米娅读完，泪如雨下。她抱住男孩，一遍遍说：“你说得很好，你说得比谁都好。”
当晚，我让摄制组架起摄像机，但不录像，只录音。我对巴特尔说：“你可以不说，也可以只写。但如果哪天你想试试，我们都在听。”
又过了五天。那天黄昏，夕阳把草原染成金色，教室外传来远处牧民赶羊归圈的吆喝声。巴特尔突然站起来，走到讲台前，从书包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他展开它，深吸一口气，用极轻、极颤的声音，开始朗读：
>“马群跑过的时候，大地会震动。
>那不是雷，是我心里的声音。
>它一直被关着，现在，我想让它出来。”
声音断续，气息不稳，有时几乎听不清。但他坚持念完了。念完后，他站在原地，低着头，肩膀微微抖动。
然后，一个女孩站了起来，轻轻说：“巴特尔，你念得很美。”
接着是第二个孩子：“我也想学这首诗。”
第三个孩子直接走上前，抱住了他。
我没有喊停，也没有鼓掌。那一刻，任何反应都是打扰。我只让录音机继续运转，记录下这间铁皮屋里最珍贵的声响??不是语言本身，而是沉默终于松动时，那一声细微却震耳欲聋的裂响。
回到北京后，我把这段音频命名为《第一声》，放进《回声计划》第三季的开篇。同时，我联系了国内几位语言治疗与儿童心理学专家，提议建立“非言语表达支持中心”，专门帮助那些因创伤、疾病或社会压力而失语的儿童。起初资金难觅，直到一位匿名捐赠者汇来一笔巨款，并附言：“也曾是个说不出话的孩子。”
项目启动当天，我收到一封来自新疆和田的快递。寄件人是一位维吾尔族老人，名叫艾山江?买买提。信是用维汉双语写的，他说他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担任乡村邮差，走遍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村落，替无数文盲百姓代写家书、情书、遗书。“那时我们不说‘寄信’，而说‘送话’。”他在信中写道，“现在我老了，耳朵也不太灵了，但我听说你在做一件‘送话’的事。我想把我保存了五十年的三百七十二封未寄出的信交给你。它们的主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