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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已不在人世，但他们的声音，或许还能活过来。”
我去和田接这批信。那是一个没有柏油路的小村，黄沙漫天，房屋低矮。艾山江老人拄着拐杖站在门口，身后是一排用木箱垒成的档案架，每一只箱子都贴着手写的标签：南疆支队?1963；库尔班家书?母子离散；无名烈士?致妻书……
他打开最底层的一只铁盒，取出一封信，递给我：“这是我这辈子最难写的信。替一个被错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写给他刚出生的女儿。他临终前求我，等女儿长大认字了，再交给她。可后来我打听不到她的下落，只能一直留着。”
信纸泛黄，墨迹斑驳，开头写着：“亲爱的小月：当你读到这封信时，爸爸已经不在了。我不知道你会长成什么样，也不知道这个世界还会不会对你说真话。但请你记住，爸爸不是坏人，爸爸只是说了几句实话，就被当成敌人。我不后悔说话，只后悔没能亲眼看你长大。”
我抱着那批信回到北京，整整花了两个月时间整理、扫描、建档。其中有写给战死兄弟的诀别信，有母亲写给被迫送养孩子的泣血告白，还有一封用骆驼骨刻成的信，上面只有一句话：“我还记得你的名字。”
这些信最终成为《未完成的信》展览的核心内容，在国家图书馆展出三个月，参观人数超过十八万。有人在留言簿上写道：“原来我们民族的记忆，不只是教科书上的胜利与辉煌，还有这么多弯腰低头的人，在风沙里悄悄写着自己的名字。”
与此同时，《沉默者说》持续加印，出版社提议推出青少年版。我同意了，并亲自删改部分内容，加入更多普通人的真实故事。其中一章专门讲述林婉秋??不是作为受害者，而是作为“选择沉默的勇者”。她在访谈中曾对我说：“我不控诉，是因为我不想让仇恨成为下一代的遗产。但这不等于遗忘。我记着，就是为了不让它再发生。”
书出版后，一位高中语文老师写信来说，她班上有位学生读完这一章后，在作文里写道：“原来沉默也可以是一种力量。我以前总觉得自己太安静，不合群，但现在我知道，我不是懦弱，我只是还在找我的声音。”
这句话让我久久不能平静。
夏天来临时，我接到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电话，邀请我参与一项“校园倾听计划”的试点方案设计。该项目旨在推动中小学设立“心灵信箱”与“静听课堂”，鼓励学生以匿名方式表达情绪与困惑，并由专业教师定期回应。首批试点覆盖二十个城市，三百所学校。
我提出一个附加建议：每月最后一节课，设为“无声课”。整堂课不讲课、不提问、不讨论，只让学生写下想说却不敢说的话，可以投入密封箱，也可自行带走。一个月后，我会选一些经授权的文字，制成音频短片，在校内广播播放。
第一个月结束，我们收到了两万三千多份纸条。有孩子写：“我爸妈离婚了，但他们都说是为了我好，没人问我难不难过。”
有孩子写：“我考了年级第一，可我还是觉得我不够好。”
还有一个孩子画了一幅画：一个人站在高楼边缘，脚下是万丈深渊，头顶却有一只手伸下来，手里拿着一支笔。
我把这些内容剪辑成一部十分钟的短片，取名《未完成的呼救》。首播那天，全国一百多个试点学校同步播放。结束后，许多老师反馈，当天放学时，第一次有学生主动留下来，说：“老师，我能跟你说件事吗？”
秋天，我带着团队前往贵州毕节，探访一所留守儿童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的山村小学。校长是个年轻姑娘，毕业于北师大，放弃了城市工作回来支教。她说：“这里的孩子不怕苦，怕的是被忘记。”
我们在学校办了一场“给远方父母的信”活动。孩子们趴在课桌上认真书写，有的边写边掉眼泪。有个十岁的女孩递给我一封信，封面写着“给爸爸”，里面却只有一个字：“爸”。
我蹲下身问她：“你怎么不多写几句呢？”
她低着头，小声说：“我忘了他的声音了。我怕写多了，他会嫌我?嗦。”
我的心猛地揪紧。
当晚，我让技术组连夜开发了一个小程序??“声音明信片”。家长只需用微信扫码，就能录制一段语音，系统自动生成二维码打印在明信片上。孩子用手机扫一下，就能听见亲人的声音。
我们第一批制作了一千张，全部免费寄往偏远地区学校。一个月后，回访数据显示，87%的孩子表示“听到声音后想哭了”，63%的家长反馈“这是几年来第一次和孩子真正对话”。
最让我动容的是一位在外打工的父亲发来的消息：“我儿子扫了码，听完我说‘爸爸想你’，他抱着手机睡着了。我老婆拍了视频给我看，我哭了半宿。原来一句话，真的能暖一个人一辈子。”
冬至那天，《回声计划》第三季正式上线。第一集便是巴特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