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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这些旧事，无非是想拔高宦官集团的影响，打压朝臣集团。唐武宗放任宦官集团打击异己，甚至将唐文宗的妃子杨氏、陈王成美、安王李溶等潜在的政治对手全部赐死。
有些人看不惯唐武宗的“倒行逆施”，谏议大夫裴夷直冒死进谏称，现在唐朝的国家体面要紧，陛下宜“速行丧礼，早议大政”。先办完先帝唐文宗的丧仪再说，不必如此着急进行打击报复。
然而，唐武宗还需要利用仇士良等人来增加自己的威权，又怎会听进裴夷直的逆耳忠言？
于是唐武宗说他党附杨嗣复，将他贬为杭州刺史，随后又贬到荣市安置。唐武宗的表现，让仇、鱼二人坚信没有选错新君人选。
为了让宦官集团更加相信自己的无能，唐武宗又为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首领加官进爵，以诛杀异己、维护皇权有功，加封鱼弘志为韩国公，仇士良为楚国公，升任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这样，原先仅为左神策军中尉的仇士良就得以凭借新职，名正言顺地统管皇宫禁卫诸军，监督检察禁军军官。
左右神策观军容使的职位听起来很“高大上”，可这些年坐在此位置上的宦官多半命不久矣。这一点仇士良十分清楚。在他之前，他的死对头、文宗朝大宦官王守澄也曾凭“从龙之功”获得该荣衔。而王守澄最终被赐死，就是由仇士良和唐文宗联手褫夺其禁军兵权造成的。
仇士良对唐武宗的任命十分惶恐，赶紧上表称病，可唐武宗却尽力表现出一副无知的面目。他白日里与道士们讨论玄学、研究长生不老秘术，晚上则抱着宠妃在宫里花天酒地。
唐武宗的放荡不羁，反倒让仇士良找不到生事的机会。
唐武宗果真擅长“捧杀”人。仇士良骤然得势后，宦官集团内部立马呈现分裂态势。
仇士良刚坐上观军容使宝座，他的死对头、大宦官、知枢密刘弘逸和薛季棱就开始计划取他性命。刘弘逸和薛季棱是唐文宗在世时最信任的宦官，他们见证了唐文宗晚年立储的全过程，也对唐武宗登基的“暗箱操作”了然于胸。刘弘逸认为发动“清君侧”取代仇士良，进而推翻唐武宗统治，才能对得起文宗生前的信任。
于是，开成五年（840）八月十七日，刘弘逸联合薛季棱发动护灵禁军，在唐文宗的葬礼上突然倒戈，准备先杀仇士良、鱼弘志，进而废黜唐武宗。刘弘逸的计划很周密，可此时的唐武宗早已登基半年多，君臣名分已定，刘、薛意欲废立君主，显然得不到朝臣们的支持。因此刘弘逸、薛季棱等人刚动手，就被兵部尚书王起、山陵使崔郸手下的卤簿诸军所杀，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尽管这次事件并没有证据证明宰相杨嗣复、李珏参与其中，但唐武宗也把二人列为有罪之人，将他们削了相位，贬出中央，彻底解除了自己的后顾之忧。宰相职位一下子出缺两人，唐武宗自然需要补充新鲜“血液”。
晚唐时期，在宦官主政内外的同时，文官集团内部也出现了长达40年的政治博弈——牛李党争。那时，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结成了一个专司聚拢科举人才、排斥异己的集团“牛党”，他们素来与出身世家的官僚政见对立。他们利用宦官想掌权的心理与之联盟，共同对付世家出身的官僚。而世家贵族也不乏才干能臣，他们如法炮制，效仿“牛党”成立“李党”。两党政争形同水火。
杨嗣复、李珏正是“牛党”的骨干。史载，杨嗣复作为权德舆的门生，多年来与牛僧孺、李宗闵“情义相得，进退取舍，多与之同”。他们的去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代表庶族利益的“牛党”。所以唐武宗顺势邀请“李党”党魁李德裕回朝任首席宰相。
令仇士良、鱼弘志没想到的是，李德裕此番回朝，要的不是“牛党”的命，而是宦官的权。
开成五年（840）九月，李德裕回朝拜相。这是他第二次位列百官之首。在此之前，他早于唐文宗时代凭借治理西川之功，得宰相裴度推荐主理凤阁。后因其为人正直，得罪了文宗的亲信大臣李训、郑注等人，遭贬外放浙西，也由此因祸得福，躲过了“甘露之变”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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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裕向来敢于实话实说。此次回朝之初，他针对唐朝政局对唐武宗提出了三点建议：其一，要“使政在中书”，保证三省的宰相能像过去一样各司其职，避免“政出多门”，防止宦官干政；其二，朝廷所选用的宰相，必须是“正人”，这样才能“使贤者得尽其力”；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无论何时，唐武宗都需要对他保持十分信任，要“使君臣无猜”，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谗邪乱政”。
李德裕的一番话，如明灯般为渴望集权的唐武宗指明了道路。但不得不说，这或许只是李德裕这位首相的自我标榜。因为在此之后，借着维护皇权的名义，李德裕以“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