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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打一派”的方式，又与大宦官、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搅和到了一起，大肆任用“李党”成员，打压“牛党”，打压科举。
面对李德裕的行径，唐武宗并未阻拦。在他看来，只要能收拢皇权，委政“李党”也并无不可。
李德裕没有辜负唐武宗的信任。他上任后立即以宰相为中心给“三省”加权，同时发挥“李党”的作用，在朝中培育自己的势力，为日后从宦官集团手中夺权奠定了基础。仇士良等人初时并未在意李德裕的回归和把权，毕竟无论牛、李谁上台，宦官集团都是文官集团内部夺权时最重要的“外援”。只要有共同的利益，敌人也能成为朋友。
可仇士良逐渐发现，唐武宗对“李党”的信任已经远远超越了“利用”。
唐武宗性喜行猎游宴，即便成了九五之尊，依旧保持与武士角力的习惯，并常常邀请长安城内的地痞无赖进宫，与自己谈天说地。这在仇士良看来，正是皇帝玩物丧志的表现，是好事。然而某次唐武宗自泾阳县打猎归来，因为回城时间较晚，被出身“李党”的谏议大夫高少逸、郑朗堵在紫宸殿内。唐武宗不但不生气，事后还专门找到李德裕等宰相，对高、郑二人大加赞赏，请李德裕多推荐一些忠直之臣入朝，好让自己效仿唐太宗。
唐武宗如此大反常态，仇士良等人看在眼里，终于意识到，李德裕的出现使得宦官们正在失去皇帝的信任。
仇士良当然不甘失败，很快，“机会”来了。
会昌二年（842）四月，群臣倡议，给唐武宗上尊号。这在唐代属于皇帝加强皇权的大事，所以唐武宗钦命李德裕主理尊奉事宜，并令仇士良安排神策军负责安保工作。
按照惯例，给皇帝上尊号，需要提前准备敕书，并在典礼施行当日大赦天下。不知道是不是仇士良的故意安排，神策军中却传出一条小道消息，称宰相李德裕与户部、度支使等商议，即将于下一年度削减神策禁军的衣物和军饷。该项旨意内容将在皇帝大赦当日随敕书一同发布，昭告天下。
神策军本为西北戍边部队，因安史之乱后禁军溃败，才得以凭借卓越的战斗力从野战军逐渐升格为长安禁军，并借助强大的军势，震慑各地不臣的藩镇。为此自唐代宗起，犒赏神策军、笼络军心就成为每任皇帝登基后必做的大事。
小道消息把李德裕描绘成离间皇帝与神策军关系的“佞臣”，引起军中将士骚动。仇士良见机赶紧向神策军传话，称此消息若属实，他必将在典礼当日带领众将士讨回公道！仇士良胸中想必又燃起了废立皇帝的热情，可这回还没等他准备好一切，神策军就收到了宫中的旨意：“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尔渠敢是？”简短的十三个字，唐武宗既表明了自己支持李德裕的态度，也在神策军中彰显了自己有担当的形象。
当然，这道简短的圣旨还间接剥夺了仇士良控制神策军的权力。
不得不说，唐武宗这波“一石三鸟”之计用得实在高明。经此事后，仇士良威信尽失，不久后便称病致仕，退出朝堂。
仇士良走了，唐武宗终于可以做回真正的皇帝了。
他和李德裕都期盼唐朝“中兴”，可在晚唐波诡云谲的政局里，除了宦官干政，藩镇割据也是一大“毒瘤”。
会昌三年（843），潞州（今山西长治）传来异动。就在唐武宗集中精力对付仇士良时，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病死了。
刘从谏是前任昭义军节度使刘悟的儿子，早年随父起兵斩杀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后来刘悟得朝廷嘉奖，当上昭义军节度使后，他又帮乃父经营藩镇，并在刘悟去世后，效仿成德、魏博、幽州军镇的世袭制度，自领留后，自掌兵权。刘从谏向来与宰相王涯交好，在后者的影响下，他前半生忠于朝廷。但自从仇士良在“甘露之变”中将王涯列入郑注、李训一党杀害后，他便彻底与朝廷为敌，临终前还特地嘱咐侄子刘稹继承昭义军祖业。
刘从谏死后，刘稹秘不发丧，自立为新任昭义军节度使，并派人前去长安求唐武宗派御医。同时逼令监军宦官崔士康向朝廷奏报刘从谏病重，要求朝廷准许他自领留后，管理藩镇的日常事务。由于刘稹使用的这一套“方案”，刘从谏当年自领昭义军节度使时也用过，因此，朝廷很快意识到昭义军镇有变。
唐武宗当政时期，藩镇节度使但凡有独立之心的，基本都已独立。像刘稹这种铁了心要割据一方的，只要唐朝皇帝点头，一切都水到渠成。可这回唐武宗想硬气一把。
接到朝廷的奏报后，唐武宗假装不知刘氏家族的别有用心，先派宦官解朝政带着御医前去问疾，过几日再就刘稹升职加薪一事给昭义军发圣旨：“（朕）恐从谏疾未平，宜且就东都（洛阳）疗之；俟稍瘳，别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
这下，可把刘稹整不会了。
事实上，他根本没有谋反之心，只不过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