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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看帐面上的资产，张家坐拥着堪比「船王」包玉刚的数十亿财富，旗下的加力子药品公司丶张氏地产以及遍布南洋的贸易网络，足以让他们跻身最顶级的财阀之列。
然而，在麦当奴道8号这座大宅内，生活却是一种足以令人窒息的病态模样。
整座五层小楼，总面积不到一千平米，却挤着张家四房丶几个厨师管家，总计三十多口人。
在这里，每个人的私人空间只有一间卧室，人均可居住面积竟然不到二十平米，甚至还不如深水埗的一些中产家庭。
一楼是冰冷肃穆的祖堂，常年供奉着密密麻麻的灵位，檀香的味道浓烈到令人不适。二楼住着寡妇与未成年的子女，而五层，则是张育良母亲设立的佛堂，日夜梵音缭绕，木鱼声声，仿佛那单调的撞击声能敲碎某种如影随形的罪孽。
最令外界无法理解的是，这些已是亿万富豪的张家子孙，在家里却被要求必须穿着统一材质丶甚至连颜色都高度一致的廉价粗布衣服。
每天早上，全家人必须像囚犯放风一样，定时出现在一楼的餐厅，围着几张油腻的大圆桌，吃着那一锅千篇一律丶由家族大厨统一分配的「大锅饭」。
这种生活，压抑到了极点。
张家的三媳妇谭埃莲，出身于曾经的药材世家，娘家底蕴颇深。有一次她因为回娘家省亲，穿了一件稍微体面些的真丝旗袍回宅，结果在那场全家聚餐中，她竟然成了所有人侧目丶排挤的异类。那种审判式的目光，直到她第二天换回粗布衣服才逐渐消散。
而二房的张育麟，平日里谨小慎微，唯有在偶尔随妻子回娘家吃饭时，看着满桌色泽鲜艳丶香味扑鼻的精致小灶，才会忍不住在桌上发出近乎悲凉的感叹：「原来，外面烧出来的肉，真的比家里那锅乱炖要好吃哇！」
张育良为了维持这种规则，甚至立下了极其严苛的「宵禁」：一旦过了晚上十点，全楼严禁任何走动，任何人不得敲门或发出声响。违者不仅要扣除每月的家族信托生活费，还要在祖堂罚跪。
他们就像是一群守着金山的囚徒，在香江这个号称十里洋场丶充满了欲望与变数的浮华世界，生生为自己筑起了一座与世隔绝丶自我折磨的孤岛。
这种极端的低调与病态的节俭，绝非什么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那是源于一种深埋在骨子里丶跨越了三十年的巨大恐惧。
而这段不为人知的往事，随着八零年代内地和日不过帝国谈判的开启，才逐渐显露出来——那是三十年前，关于内地那场在冰雪中进行的立国之战，关于志愿军伤员，以及那批带血的盘尼西林的罪恶。
当年朝X战争爆发，以鹰酱为首的西方世界为了胜利，对内地实施了最为严酷的全面禁运。于是，在那片极寒的战场上，伤口感染成了夺走战士生命最大的杀手。那时候，一支小小的消炎药，在黑市上变得比黄金还要贵重，甚至成了无数战士生的希望。
而那时的张家还不是如今的地产巨头，但他们已经靠药材买卖有了不菲的家底。更重要的是，他们当时手里死死攥着日不过帝国加力子药品公司在远东的独家代理权。
张家大哥张育阶的鼻子灵得很，他在那充满硫方与鲜血的味道里，嗅到了张家此生仅见的暴利商机。为了钱，张家通过各种隐秘的渠道，搞起了一条通往内地和前线战场的「秘密海上航线」，专门用来走私药品。
在那个肺结核肆虐丶而且还战火连天的年头，张家的生意做得既聪明又残忍。
他们把原本三十五安士装的进口原装药拆分成一安士的小瓶，贴上自己定制的「金钱牌」商标，然后分小瓶「廉价」售卖。这一转手，利润瞬间翻了三点五倍。
但这，仅仅是疯狂的开始。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而在数以千万计的美元面前，良心这种东西，被张家彻底喂了狗。
为了榨取最后一丝利润，张家竟然开始将那些由于储存不当已经失效丶甚至是早已过期的盘尼西林，混进交易的货柜里，成批地运往北方。
这哪里是在卖药？这分明是在卖命。
在那冰冷彻骨的长津湖畔，在硝烟弥漫的战壕里，无数满身血污的志愿军伤员躺在简陋的战地医院里，他们忍着剧痛，等待着那一支能够止住感染丶让他们重新拿起枪的「救命药」。
可最终打进他们身体里的，却是毫无药效的过期液体，甚至是已经产生毒性丶会导致败血症加重的变质药剂。
那些本来可以通过一次简单的消炎就能治愈的创伤，最终却变成了致命的坏疽；那些本可以痊愈回到家乡见见父母的年轻生命，最后却由于这些「金钱牌」伪劣药，在绝望中停止了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