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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玻璃管吸了几滴，滴在一块白色的石板上，凑到灯下观察。
“温度保持得很好。”她说，声音里有一丝几乎不可察觉的意外，“汤汁没有分离。油层均匀。你是第一次控温？”
“第一次用温度计。”
“之前怎么判断温度？”
“看颜色。铁烧到不同温度会变不同颜色。暗红、亮红、黄、白。白色最烫，能把铁烧化。”
索菲沉默了一会儿。她拿起那块石板，用粉笔在上面加了一行数字，然后擦掉了另外一行。
“你明天还来吗？”
朱利安正在收拾自己的工具袋。他停下动作。
“来。”
“天亮之前。”
“知道。”
他背起工具袋，往门口走。走到门边的时候，他停下来。
“索菲小姐。”
“什么？”
“陈皮。晒干的橘皮。你是怎么想到的？”
索菲站在煤油灯的光圈里，手里还拿着粉笔。她的脸一半在光里，一半在阴影里，栗色的头发从木簪里散落得更多了。
“有一年冬天，”她说，“我母亲还活着的时候。她咳嗽得厉害，整夜整夜睡不着。父亲去药剂师那里买了陈皮，煮水给她喝。我那时候十岁，记住了那个味道。后来有一天，炖牛肉的时候，我忽然想起那个味道。就加了一点进去。”
她把粉笔放回石板的凹槽里。
“不是每次实验都有道理。有些只是——记住了。”
朱利安点了点头。
他走出门。蒙马特高地的夜晚刚刚开始，天空还是灰蓝色的，有几颗星星已经亮了。远处巴黎的灯火像一堆散落的炭火，在暮色里明灭。
他背着四十斤的工具袋，左手拇指缠着亚麻布，右手手腕发酸，膝盖青紫，空腹灌了半碗肉汤。
这是四年来他感觉最饱的一天。
同一天晚上，塞纳河左岸的阁楼里，埃莱娜·杜布瓦正在写一封不可能被破译的信。
至少她自己这么认为。
她把鹅毛笔在没食子酸溶液里蘸了蘸，开始在纸上书写。不是写文字。是写数字。
每一组数字代表一个字母。但字母的顺序不是法语字母表的顺序，而是一套她自己发明的乱序表——A不代表1，A代表17；B不代表2，B代表43。这个对应关系只有她自己知道，写在一张她从不离身的小羊皮纸上，用柠檬汁写成，只有在加热时才会显形。
更复杂的是，这些数字还会根据写信的日期进行位移。今天是六月十七日，所以每个数字都要加上17（如果超过某个数值则循环回起点）。也就是说，同样的单词，在不同日期写出来，会是完全不同的数字序列。
她称之为“日钥”。
这套系统在她脑子里运行了两年，从未被破译。她为斯特拉斯堡的那位上尉加密过十七封信，每一封都安全送达。上尉用同样的系统回复，她也从未失手。
但今天这封信不是写给上尉的。
是写给那个匿名者。
“你烧信的方式有改进空间。”
这句话在她脑子里转了一整天。对方的语气不是威胁。不是警告。更像是——指导。像一个老师对学生说，你的解法是对的，但步骤太繁琐，我可以教你更简单的方法。
他是谁？
她不知道。
但她知道一件事：那个人能看懂她的密码。至少能看出她在烧信——这本身就需要一定程度的观察能力。巴黎的秘密警察会直接破门而入，不会递纸条。保王党的间谍会直接截获信件，不会提醒她烧信的方式有问题。
所以这个人既不是警察，也不是敌人。
他是同行。
一个比她更高明的同行。
埃莱娜把信写完。数字序列填满了半张纸，看上去像商人的账本摘录，毫无破绽。她用一支新的鹅毛笔蘸着普通的墨水，在另一张纸上写了一个巴黎市内的地址——一家位于玛黑区的旧书店，是她用来收信的中转站之一。
真正的收信人不需要地址。
她知道那个人会找到这封信。
她把信折好，封上蜡，然后在蜡上按了一枚最普通的印章——不是任何纹章，只是随便一块光滑石子压出的圆形印记。这种印记无法追溯，每天有成千上万封信函盖着类似的蜡封在巴黎流转。
敲门声。
不是米歇尔的节奏。是另外三下——缓慢、均匀、客气，像访客在敲一扇他有权进入的门。
埃莱娜把信塞进抽屉，站起来。
“谁？”
“杜邦先生。开门。陆军部的信使。”
她的心脏停了一拍。
陆军部。
她走过去，拉开门闩。
门外站着两个男人。一个穿着陆军部的深蓝色制服，腰佩短剑，手里拿着一封盖着红色火漆印章的公函。另一个穿着便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