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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了一整夜的烟，宿舍里，弥漫着浓重的烟味，也弥漫着一种压抑的、令人心疼的沉默。
从那以后，陈建军就把“躲治安队”，当成了和吃饭、干活一样重要的事。他每天上下班，都会格外警惕，一边走，一边听着周围的声音，生怕身后，突然传来那种令人心悸的“嗡嗡嗡”声。他会刻意避开那些治安队经常巡逻的路段，会尽量走小巷子，走偏僻的路，哪怕绕远一点，哪怕多走十几分钟，也不愿意冒险。他常常在心里默念：一定要忍，等暂住证办下来，就不用再这样提心吊胆了，家里还等着我寄钱回去呢，我不能被抓走，我不能让家里人失望。
他也问过阿强，暂住证什么时候能办下来。阿强比他早来樟木头半年，已经在永丰玩具厂干了八个多月，暂住证早就办好了，是厂里统一办理的，花了三十块钱，手续很繁琐，前后花了一个多月，才办下来。阿强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带着几分安慰，也带着几分无奈：“别急，厂里统一办理，都是一批一批的，你刚来不到两个月，还没轮到你，再等等，再过半个月，估计就能办下来了。这段时间，你千万小心，别被治安队抓到，听见摩托声，就赶紧躲，找个小巷子，找个废品站，找个任何能藏起来的地方，别硬扛，硬扛没用，只会吃亏。”
陈建军点点头，把阿强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他知道，阿强不会骗他，阿强是真心待他，是真心为他好。在这座陌生的小镇上，阿强是唯一肯真心待他、提醒他、照顾他的人，是他的依靠，是他的慰藉。他不敢有丝毫松懈，每天都小心翼翼，提心吊胆，把“躲治安队”，当成了自己的本能，当成了自己生存的第一法则。
那是十一月的一个晚上。天已经凉了，深秋的寒意，渐渐笼罩了樟木头，可樟木头的凉，和湖南老家的凉，不一样，有着天壤之别。湖南的冷，是干的、硬的，像一把把小刀子，刮在脸上，刮在身上，疼得人直哆嗦，那种冷，是刺骨的，是深入骨髓的，却来得干脆利落，让人能清晰地感受到；而樟木头的凉，是湿的、软的，黏在皮肤上，像一块永远拧不干的毛巾，裹得人喘不过气，那种冷，不刺骨，却很磨人，钻进骨子里，让人浑身发冷，怎么也暖不过来，哪怕裹紧了衣服，也依旧能感受到那种深入骨髓的阴冷。
街面上，已经热闹了起来。大排档已经支起了摊子，一个个煤炉，整齐地排列在街道两旁，煤炉里的炭火，噼啪作响，火苗窜得很高，映得摊主们的脸上，通红通红的。摊主们，大多是本地人，光着膀子，穿着沾了油污的短裤，手里拿着锅铲，在铁锅里奋力翻炒，油星子溅在地上，发出“滋滋”的声响，溅在摊主的身上，他们也毫不在意，依旧熟练地翻炒着，嘴里不停地吆喝着：“炒粉、炒面，十块钱一份，管饱！”“蒜蓉炒青菜，五块钱一份，新鲜得很！”
炒粉的香味、炒面的香味、蒜蓉的香味、辣椒的香味，还有煤炉里炭火的焦香味，混在一起，飘得满街都是，钻进每个务工者的鼻腔里，勾得人直流口水。那些辛苦了一天的务工者，纷纷走到大排档前，找个破旧的桌椅坐下，点一份炒粉，加一个卤蛋，再买一瓶玻璃瓶的橘子汽水，或是一瓶廉价的啤酒，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和身边的工友，絮絮叨叨地说着话，吐槽着车间的辛苦，吐槽着拉长的刻薄，吐槽着饭菜的难吃，憧憬着月底发工资的日子，憧憬着回家的日子。那种简单的快乐，那种短暂的放松，是他们在这座陌生小镇上，最珍贵的慰藉，是他们疲惫生活里，唯一的光亮。
偶尔，有骑自行车的务工者，从街边经过。他们大多穿着洗得发白的工服，车后座上，绑着一个破旧的饭盒和一个水壶，饭盒里，装着第二天的早饭，水壶里，装着凉白开。他们骑着车，速度很快，车铃“叮铃铃”地响着，清脆而急促，打破了夜晚的嘈杂，又很快，被卡拉OK厅里传来的、走调的粤语歌淹没，消失在茫茫的夜色里。
那时候的卡拉OK厅，都很简陋，没有豪华的装修，没有专业的音响，只是一间小小的屋子，用一块破旧的红布，当背景布，上面印着“卡拉OK”四个大字，字迹模糊，边角发白。音响里的声音，大得震耳朵，失真得厉害，唱的都是当时流行的粤语歌，大多是张国荣、梅艳芳、谭咏麟的歌，可唱的人，大多五音不全，调子跑得老远，却依旧唱得格外投入，格外卖力。卡拉OK厅的门口，站着几个染着黄头发、烫着卷发的年轻人，他们叼着烟，眼神吊儿郎当的，时不时地，对着过往的务工者吹口哨，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身上，散发着一股叛逆而张扬的气息，让人不敢轻易靠近。
那天，陈建军加班到九点多。车间里的日光灯，嗡嗡作响，灯光惨白，照得人眼睛发花，头晕目眩。注塑机，依旧在不停运转着，“嗡嗡”的机鸣声，此起彼伏，刺耳而单调，不断吐出五颜六色的玩具零件，有红色的、黄色的、蓝色的、绿色的，都是一些小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