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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念远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柿子树。不是原来那棵——那棵老树早就空了心，只剩一层皮，每年勉强结几个酸得要命的柿子。这棵是新栽的，从老树上压条繁殖的第三代苗，已经长了三十多年，树干有碗口粗，枝繁叶茂，年年结满树的柿子。柿子不大，红得透亮，咬一口，甜中带涩，涩中带甜，和市面上卖的甜柿子不一样。市面上卖的柿子太甜了，甜得发腻，没有回味。这棵树的柿子，吃完了，嘴里还留着涩涩的余味，让你忍不住再吃一个。
陈念远的爷爷说，这柿子随了老祖宗。老祖宗这个人，第一口咬下去是涩的，不好打交道。处久了才知道，涩味底下是甜的，甜得很深。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甜，是埋在骨头里的甜，不嚼到底，尝不出来。陈念远小时候不懂，觉得爷爷是在编故事。长大了，信了。
每年秋天，柿子红了的时候，陈念远都会摘一筐，送到博物馆的展厅里，放在那把锈剑旁边的展柜上。游客可以免费拿，一人一个，不许多拿。有人问：“为什么不多拿？”陈念远说：“多了就不稀罕了。老祖宗的东西，要慢慢尝。”游客拿着柿子，咬一口，有的皱眉，有的点头。皱眉的说：“怎么这么涩？”点头的说：“涩完是甜的，有意思。”陈念远看着他们的表情，心里想，你嚼到那个甜味了吗？你嚼到了，你就是老祖宗的有缘人。没嚼到，也没关系。涩也有涩的味道。
有一年秋天，博物馆来了一个老太太。八十多岁，满头白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脚上是一双黑布鞋。她自己来的，没有家人陪，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进来。她在展厅里走得很慢，每一件展品都看得很仔细。走到那把锈剑面前，她停下来了，看了很久，眼眶红了。
陈念远走过去，轻声问：“老人家，您没事吧？”老太太摇摇头，从怀里掏出一个手绢包，一层一层打开。手绢里面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对年轻夫妻，男的穿着军装，女的穿着碎花布衣裳，站在一片荞麦地边，笑得灿烂。
“这是我爹，这是我娘。”老太太指着照片上的人说，“我爹当年在边关当兵，给陈王爷牵过马。”陈念远心头一震。他想起李瞎子说过的话——“我爷爷的爷爷，在边关当兵，给陈王爷牵过马。”他一直以为那是说书人编的故事。原来是真的。
“我爹活了九十多岁，走的时候跟我说，每年秋天，去雁门关外的王爷地，摘一个柿子吃。他说，那个柿子的味道，和别处的不一样。”老太太的声音很轻，像秋天的风，“我年轻的时候来过，后来嫁了人，去了南方，就没再来。今年我八十了，再不来，怕是来不了了。”
陈念远从筐里挑了一个最红的柿子，递给她。老太太接过去，咬了一口，嚼了很久。然后她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是这味道。”她说，“我爹说的没错，和别处的不一样。”
陈念远没有问她哪里不一样。他知道，她说不出。有些味道，说不出，只能尝。
老太太走的时候，陈念远送了她一兜柿子。老太太推辞不要，说太多了。陈念远说：“不多。您明年还来，就不多了。”老太太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把柿子收下了。她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出博物馆大门，走进秋日的阳光里。陈念远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忽然想起一件事——她还没说她姓什么。他追出去，想问，又停住了。姓什么，重要吗？她爹牵过马，她娘站在荞麦地边笑过，她八十岁还惦记着这柿子的味道。这就够了。名字，有时候不重要。
老太太走后，那个装柿子的筐很快又空了。陈念远回家又摘了一筐，刚摘完，树上又红了几个。柿子树像是故意跟他作对，摘完了就红，红了你又得摘。他摘了一辈子柿子，从来没摘完过。这棵树，永远有柿子。他有时候觉得，柿子树比人强。人不在了，就不在了。柿子树在，年年结果。
陈念远的儿子陈一阳，在省城工作，一年回来一次。每次回来，陈念远都要他吃柿子。陈一阳不爱吃柿子，嫌涩。他敷衍地咬一口，嚼两下就咽了，皱着眉说：“爸，我不爱吃柿子，你又不是不知道。”陈念远说：“你再嚼嚼，涩完是甜的。”陈一阳说：“嚼了，没有甜，就是涩。”陈念远说：“你没嚼到底。”陈一阳不说话了，把剩下的柿子扔进垃圾桶。
陈念远看着垃圾桶里的柿子，心里有点难过。不是因为他浪费了柿子，是因为他没有嚼出那个甜味。他嚼不出来，也许这辈子都嚼不出来了。他不是边关的人，他是省城的人。他从小吃超市买的甜柿子，吃惯了甜，就尝不出涩底下的甜了。陈念远不怪他，怪自己没把他生在这片土地上。他生在省城，长在省城，心里装的不是雁门关，是省城的高楼、马路、霓虹灯。柿子树对他来说，只是一棵树。柿子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水果。没有别的意思。
陈念远有时候想，等自己死了，这棵柿子树谁来管？陈一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