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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来了，想必刚才大家都把这份报告看过了，具体内容我就不再多说了，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大家畅所欲言，有问题就直接指出来，不要怕得罪人。”顾维城起了开场白。
“维城同志，报告我看过了，总体而言这次计划在平南经开区搞的人事制度改革，确实很大胆，很创新，也很具体，但是我想谈一下我自己的想法。首先，把干部的身份模糊化了，特别是工资待遇都拉平了处理，很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会有意见的，这不是打破他们的既得利益嘛，这样很难聚拢人心，领导干部也不是没有做事嘛，领导干部还要承担很多的政治风险嘛，这样拉平了会对领导干部的积极性有打击；其次是干部的选拔问题，这样的设置，那这样的干部领导用不习惯怎么办？工作能不能顺利推进就是问题了，再者说组织的意图以后怎么能落实，都是凭这些指标去看人，那党委的决策又放哪里了？最后就是这套考核体系，太复杂，太麻烦，每天干完了事还要记这么一大堆东西，干部会有意见的。”杜德平说出了他心里的想法，毕竟这样的方案确实牵动着每个干部的切身利益。
“杜市长的意见，也就是我想说的，这样搞下去，会不会和中央的政策有违背，党要管党这是个基本啊，这样搞会不会党在基层的控制力就会下降，特别是对干部队伍的管理就会松掉啊。”李季说出来。
“要搞创新搞突破，但是不能突破底线啊，如果这样干下去，我们市委对下面还有什么控制力，不都是他们自己说了算啊？”杜德平显得有些着急了。
顾维城没有说话，只是拿出桌上的烟，给参会的人都发了一支。
邓光和张凯把这次调研的详细过程汇报了，把总结发现的问题又仔细讲了讲，特别是对于政策里的解释也反复找到了理论支撑和依据。会议在你来我往中不知不觉已经开到了下午6点半，但所有人都沉浸在论战之中。
顾维城看了看表，但并没有散会的意思，他今天就是要统一市委几个主要领导的意见，否则这个消息在会后会很快传出去，后面的事就更难说了。顾维城慢慢说道：“刚才你们的话很有道理，我也思考过这些问题，但是我想这些才是治本的方法，我看来，基层干部没有干劲，缺乏的就是上升的空间和渠道，他们不认识上边的大领导，一辈子也许都干不到一个小科级，而市级部门的同志本身就占据很好的政治资源，年纪轻轻都能当上科级甚至是县级，这对基层的同志很不公平。还有我经常在谈到，选拔用人不能凭我们的一种印象，有的时候看到的和听到的都不一定是真实的，哪些人能干事，只有他们服务过的人心里最清楚，我们只有一部分的发言权，而非所有决定权。刚才大家也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党要管党的问题，其实这里面还有一句话就是从严治党、从严治吏，严才是核心啊。对我们的干部要严，怎么办？只有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的监督考核，让他们没有随意随性使用权力的机会。我想这些道理你们都会理解的，如果还是老路子老办法，你们想象彭越，在天宁，彭越说用哪个干部就用哪个干部，这次市纪委在天宁一下抓了十几个科级以上的干部，这些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顾维城仔细把自己的思考与市委班子成员进行了交流。
杜德平和李季等人的观点也有了一些松懈，不再过于坚持，毕竟这是市委书记做出的决断，顾维城的行事作风是不做则罢，一做到底，从他这8、9个月的时间来看，他是下定了决心就要干成事的人，阻挠有的时候会很被动的，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就可以了，真正出了问题时自己也能说得清楚。
“刚才这还只是平南经开区提出的一些建议，我想在经开区搞了这次试点之后，我们市委也要有所行动，那就是重新制定对基层的考核办法，不能再下那些指标了，这样基层会丧失很多的工作动力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点和特色，给他们空间和时间，来换科学持久的发展，不能用这些指标来束缚他们。你说经开区都已经没有农村地区了，都变成了城市，我们还考核他们农业指标作什么？这不是瞎搞嘛，但经开区都全部转换成了城市，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村不及时转为城市社区，这也是我们上面出现的问题，所以才会搞有农村名字的就要搞农业考核，这是不客观、不恰当的，考核必须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目标他们自己定，自己下多少目标必须说出个子曰，也不能随口乱报，明明实现得了的要报低，明明实现不了的要报高，给自己定目标就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给自己以动力。这是市委马上要跟进的事。”
顾维城的第一步已经得到了基本同意，邓光和张凯感受最为深刻，这是赋予他们的权力，也是他们为平南做出的一份贡献。（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