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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起身。泪水在无数脸颊上结成冰痕。林婉跪倒在地，双手捂住嘴，肩膀剧烈颤抖。周野默默打开画板，开始勾线??他要画的，不再是重逢，而是这一刻的告别。
三天后，我们在木屋原址立了一块石碑，由周野亲笔题字：“林修远长眠于此，爱未曾离去。”
回京途中，我翻看苏婉交给我们的日记残页。她在1979年1月17日写道：
>“他走得很安详。最后一刻，他说梦见晓月来接他，穿着红呢大衣，笑着喊他‘修远哥哥’。
>我问他怕不怕，他说：‘怕什么？我终于能告诉她，我替她看到了春天。’
>我把他葬在屋后山坡，facing东方。坟前种了一棵槐树苗，是从南锣鼓巷移来的。
>胶片我藏进了铁路信号箱，托付给一个巡道工人。他说他儿子将来会懂这些。
>如今，他儿子已是铁路局退休干部，昨夜亲手把盒子交还给我。
>我知道，时候到了。”
我合上本子，望向车窗外飞逝的田野。冬去春来，万物复苏。手机震动，是教育部通知：《二十世纪情感史》教材定稿完成，首印五十万册，九月开学全国推行。附件里附了一张目录截图，第一章标题赫然是：“1975-1979：春风计划与四十七棵槐树”。
当晚，我做了个梦。
梦见自己回到1958年重生那天，但这一次，我没有冲进火场救陈默，而是站在巷口，看着少年时期的林修远牵着晓月的手走过槐树下。他们停下，回头对我笑。晓月说：“谢谢你，让我们被记住。”
我醒来时，天刚蒙蒙亮。
我穿上外套，走到纪念林。晨雾弥漫，露珠挂在新叶上，晶莹剔透。我伸手触碰一棵树干，指尖传来粗糙的纹理，像是某种密码。
忽然，背后传来脚步声。
是陈默，拄着拐杖，呼吸有些重。
“你怎么也来了？”我问。
“做了一个梦。”他说，“梦见我爸。”
我心头一震。
陈远山，那个曾劝林修远放弃爱情的公安局长，最终在1980年平反会上当众下跪，请求组织追认“春风”为合法组织。两年后病逝，临终前留下遗言：“我一生执法，却错判了人性。”
“梦见他在写字。”陈默说，“写一封信，递给一个年轻人。信封上写着‘致未来的爱人’。”
我静静听着。
他望着槐树，声音低沉：“我爸一辈子没敢爱，也没让别人好好爱。可现在，我女儿在学校交了个女朋友，回家笑着说‘妈，我要带她见你’。我妈愣了三秒，然后说：‘早点回来吃饭，我炖了汤。’”
他笑了，眼角有泪。
“有时候我在想，林修远他们拼命藏下的，不只是证据，更是希望。让人相信，哪怕世界再黑，只要有人记得，光就能传下去。”
我点头。
远处，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照在纪念碑上。四十七棵树影婆娑，仿佛在轻轻鼓掌。
一个月后，四十七人纪念馆正式开馆。
开幕式上，林婉作为家属代表发言。她穿着素色旗袍，手里捧着那张雪中婚礼的合影。
“我父亲从未恨过这个世界。”她说，“他说，恨会让人变成施暴者的影子。他选择记住美??一首歌，一句诗，一个微笑。因为他相信，总有一天，这些微光会聚成太阳。”
台下，一位白发老人站起来，颤巍巍掏出一枚铜徽章，高高举起。那是“春风”的槐树徽章，边缘磨损，却依旧清晰。紧接着，第二枚、第三枚……四十七枚徽章陆续升起，像一片金属的森林。
周野的壁画完成了。
整面外墙绘满了重逢的场景：李志国和沈昭在洱海畔牵手漫步，周文抱着奶奶跳入西湖春水（那是他童年未能实现的愿望），赵承业与吴桂芳在实验室相拥而泣，陈秋生跨越海峡，与陈远山的墓碑合影……最后是林修远与晓月，在南锣鼓巷的槐树下举行婚礼。她穿着红呢大衣，他戴着旧礼帽，两人手中各执一封泛黄的信，正要交换。
最动人的是，壁画角落，画了一个正在画画的少年，背影与年轻时的周野一模一样。他面前支着画板，上面写着：“我也想被这样记住。”
开馆第七天，来了两个高中生。
男孩低着头，女孩替他说话：“我们……是情侣。学校不让牵手，家长说我们‘学坏了’。我们看了展览，就想来看看……这里能不能给我们一点勇气。”
我带他们走进主厅，播放那段最后的影像。
当林修远说出“晓月，春天来了”时，男孩突然哭了。他蹲在地上，肩膀耸动，像要把这些年憋着的委屈全哭出来。
女孩抱住他，轻声说：“别怕，我们现在活在春天里。”
我递给他们两枚复制版徽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