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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针法，今天种成了林。”
镜头拉远，一千棵桃树整齐排列，每棵树下都挂着一块陶牌，刻着名字、生卒年月与一句她们留下的诗句。李桂花的是：“愿我的梦，比我的命长。”杨素芬的是：“风刮不走的字，才是真的活着。”陈玉梅的则是：“不要怕留下痕迹。”
风起，花瓣纷飞如雨。
我关掉视频，转身走进馆内。供桌上的泥鞋不知何时已被挪到了中央，围着它们，摆放着各地寄来的纪念物：黑龙江的搪瓷缸、四川的草帽、上海的玻璃珠项链、江苏的苏绣丝线……甚至还有一只破旧的缝纫机头，是从甘肃一个废弃供销社仓库里翻出来的，据说曾属于灯塔小组共用。
最让我怔住的，是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夹在一堆资料中。信纸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常见的横格笔记本纸，折得整整齐齐。打开后，只有短短几行字：
>“我也曾是第八个。
>可我不敢写下名字。
>直到昨天，我听见你们念《迎春辞》，
>才知道，原来沉默也可以被原谅。
>今夜，我把母亲的日记交还给你们??
>她叫林秀英，1969年插队至内蒙古，
>死于1972年冬雪夜，年仅二十一岁。
>日记本最后一页写着：
>‘如果有人记得，请替我说：我没有后悔来过。’”
信末附了一张照片：一个年轻女子站在雪地中，怀里抱着一摞书，笑容灿烂。她脚上穿着一双蓝布鞋，鞋尖微微翘起，像是随时准备奔跑。
我立刻联系内蒙地方志办，请求协助核实林秀英的身份。三天后，回复传来：确有此人，档案记载其为北京下乡知青，擅长诗歌创作，曾在当地报纸发表散文《雪原上的灯》，后因感染肺炎去世，遗物由家属收回，唯独一本日记下落不明。
“现在找到了。”我在回函中写道，“它正在被人阅读。”
当晚，“女徒工坊”迎来第一批正式学员。三十个女孩，年龄从十岁到二十岁不等，来自全国各地。她们围坐在长桌旁，手中拿着针线，学习最基础的“三进一退”锁边针法??这是陈玉梅当年创的技法，既能加固鞋底，又能暗藏文字。
我站在讲台前，举起那本《灶火集》，翻开空白页。那行“线已接上，火未熄”的字迹仍在，墨色竟比前些日子更深了些。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学绣诗吗？”我问。
一个小姑娘举手：“因为……诗比人活得久？”
我笑了：“不止如此。诗是心的声音，而针线是手的记忆。当我们把诗绣进布里，就等于让心和手一起说话。哪怕百年之后，布朽了，线断了，只要有人愿意看，就能从残片中拼出一句完整的句子??就像我们今天做的这样。”
课后，林小满带来一台修复完成的老式放映机，说是从山西一位退休教师家中收来的。那老师曾是知青宣传队成员，保存了一批胶片，其中一段竟是1970年灯塔小组排演话剧《春讯》的现场录像！
我们连夜架设设备，在院子里支起白布幕。夜幕降临，近百人静静坐着，看着那黑白影像缓缓流动：七个少女身穿蓝布衫，站在简陋舞台上，手持自制道具，朗诵着一首首自创诗歌。镜头扫过观众席，全是冻得通红的脸庞，可每个人都在笑。
突然，画面一颤，出现一个特写??杨素芬站在台中央，手中握着一根红线，正将它系在六位同伴的手腕上。她大声说：“今天我们不是演员，我们是信使！这根线连着过去和将来，谁要是忘了我们，它就会勒进他的记忆里！”
全场寂静。
那一刻，仿佛时间断裂。我分明看见，供桌上的七双泥鞋同时轻轻震了一下，像是回应着屏幕中的誓言。
放映结束，没人起身。许久，有个小女孩低声问：“叔叔，她们真的……都变成树了吗？”
我望向窗外。月光下，那瓶“不死桃之根土”静静立着，红土表面似乎有极细微的裂纹，像是有什么正在酝酿破土。
“她们没有变成树。”我说，“她们本来就是树。只是我们太久没抬头，忘了仰望。”
第二天清晨，我照例煮面。刚摆好碗筷，门外传来一阵??声。低头一看，门槛外放着一只竹篮，里面是一双崭新的蓝布鞋??尺码很小，显然是给孩子做的。鞋面上用彩线绣着一行小字：“给昭昭，奶奶的手艺还没丢。”
我愣住。这是赵文娟的母亲？可她从未露面……
正疑惑间，林小满打来电话，语气激动：“北京纺织博物馆刚送来一批新整理的档案！其中有一份1968年的培训名单，上面写着：**陈玉梅，兼任‘青年女工刺绣速成班’讲师；学员：赵桂兰（备注：孕期休学）**。”
赵桂兰？我心跳骤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