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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州军分区级别不高，也是某部一个团驻守在这里，余则成和王子宁几天前就带着人到了这，上级的命令是，无条件听从八处处长秦大宝的命令，可是自打到了这里，还没见过秦大宝，余则成和王子宁等人有些心焦，
现在他们越来越相信大宝的判断，因为东山省的沿海，还有闽南沿海，出动的军民有上万人，结果确实抓到了几个特务，但是一审讯，都和这次任务无关。
现在上级领导的目光也都聚集在了明州，浙省军区甚至派了一个作战小组到......
雨后的南锣鼓巷静得像被时间遗忘的角落。青石板泛着湿漉漉的光，倒映出屋檐下悬挂的一串串铜铃，微风拂过，叮咚作响，仿佛整条街都在轻轻呼吸。我坐在供桌前，手中仍握着那张宣纸地图，指尖摩挲着“#49”那个红点，久久无法移开视线。
陈玉梅最后一次走出这条巷子，是去火车站。她没回头。
可她的脚印，却在这片土地上扎了根，长成了树，开出了花。
录音机里的声音还在耳边回荡??“晚安，奶奶。”那是昭昭的声音，清亮如晨露，带着一种不属于这个时代的纯真与坚定。我不知她是如何录下那段话的，也不知录音机为何会在深夜自动启动。但我知道，这不是巧合。有些东西，一旦被唤醒，就不会再沉睡。
林小满第二天一早赶来时，手里抱着一个密封的档案袋，脸上带着难以掩饰的激动。“你猜我们找到了什么？”她把袋子放在桌上，小心翼翼地打开，“宾川疗养院1971年的值班日志复印件。周玉兰护士的名字，在三月五日那一栏，写着一句话：‘李桂花走前，交给我一封信，说若百年后有人念起《迎春辞》，便交给来人。’”
我心头一震。
“信呢？”
“没有随日志保存。”她摇头，“但……她在最后一页夹了一张便条，写的是：‘信已转交陈玉梅之女，阿?’。”
我猛地抬头：“阿?……是陈玉梅的女儿？”
林小满点头：“原来她不是孤身一人去云南。她是循着母亲的足迹去的。她母亲1971年病逝于昆明郊区一家职工医院，死因是长期营养不良引发的心衰。档案里只有一句记录：‘无直系亲属在场，遗物移交单位保管。’可就在移交清单末尾，有个手写备注：‘蓝布包一只，内有绣线、针盒、半本日记，暂存库房。’”
“半本日记？”我声音发颤。
“对。而阿?寄来的资料里，正好有半本烧焦的日记残页。”她从包里取出一张高清扫描图，“你看这纸纹、墨色、边角焦痕??完全吻合。”
我盯着屏幕，呼吸几乎停滞。那残页上，字迹细密如针脚，写着：
>“1971年2月14日，晴。今日咳血不止，医生说我时日无多。我不怕死，只怕我的话没人听见。
>
>我教过的女孩们都散了。李桂花在云南，杨素芬去了新疆，陈玉梅……听说她女儿被人领养，不知去向。
>
>可我还是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把我们的诗找回来。
>
>如果那一天到来，请告诉她们：老师没有放弃写字，哪怕只剩一口气。”
落款是：赵桂兰。
我怔住。
赵桂兰??赵文娟的母亲，陈玉梅的学生，也是当年“青年女工刺绣速成班”的学员。她不仅活着读到了《迎春辞》的复诵，还把自己的记忆，以最沉默的方式，交还给了历史。
“她就是第八个。”我喃喃道，“她一直都在。”
林小满轻声说：“昭昭那双小鞋上的绣字，‘奶奶的手艺还没丢’……她说的‘奶奶’，或许不是赵文娟的祖母，而是赵桂兰。她把手艺传给了儿媳，把记忆藏在了针线里。”
我闭上眼，仿佛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在灯下穿针引线，一针一线，绣的不是花纹，而是名字，是诗句，是一段不敢言说的过去。
当天下午，“归音计划”团队召开紧急会议。我们决定启动“第八人计划”??不再只是纪念那七位女徒，而是正式将赵桂兰纳入“灯塔小组”的叙事体系。她的日记残页将作为《蓝鞋丛书》第十二卷出版，书名定为《未署名者》。
与此同时，社区图书馆主动提出，愿将“女子学堂”木匾永久借展于纪念馆，并联合发起“行走的课堂”项目??每年春季，组织青少年沿着地图上的红点徒步南锣鼓巷，每到一处，由学生朗读当年发生的故事。
第一站，便是那口老井。
那天清晨，三十名中学生站在井边，手中捧着复制的识字卡片。卡片上的字迹，是根据杨素芬当年手抄本还原的，内容是一首短诗：
>“水冷，手冻，
>可我们还要洗完这一筐衣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