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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娟的母亲，名叫赵桂兰。她竟是陈玉梅的学生！
难怪她会做那样的鞋。难怪她从未提起过往。那一辈人，太多故事被压在心底，连亲人都不敢言说。
我抱着竹篮走进馆内，将小鞋放在供桌上。阳光穿过玻璃瓶，照在那双泥鞋上，影子拉长，竟与小鞋的轮廓完全重合，仿佛一代人的脚印，终于踏上了另一代人的起点。
中午时分，小学生“寻名小队”又有了新发现。他们在巷尾一户老宅院里，从一口尘封多年的樟木箱底，翻出一本塑料封皮的日记本。主人是个已故的老校工，名叫吴志远，解放初期曾在南锣鼓巷小学任教。
日记本最后一页写着：
>“1958年9月1日，今日接收七名失学女童入学，皆为城郊贫户之女。校长令我暂授识字课。其中一人名陈玉梅，眼神倔强，问我：‘老师，穷人也能写书吗？’我答：‘能，只要你不停笔。’
>
>她当场掏出铅笔，在课本空白处写下第一句话：
>‘我要用针脚写一部永远不会被烧掉的书。’
>
>我不知她日后命运如何，但每当听见雨打屋檐，总觉得那是她在敲打我的良心??提醒我，教育的意义，不只是识字，更是让人敢于留下名字。”
我读完，久久不能言语。
原来一切都有源头。那七个少女的故事，始于一间普通教室，始于一句朴素的提问，始于一个老师无意间的回答。
我立刻联系出版社，决定将这本日记作为《蓝鞋丛书》第十一卷出版，书名就叫《第一课》。
傍晚，我独自坐在馆中，翻阅newly整理的《针脚诗》全集。三百二十七首诗，每一首都标注了作者、年龄、写作时间与背景注释。当我翻到最后一页，忽然发现夹着一张薄如蝉翼的宣纸，上面用极细的墨线勾勒出一幅地图??正是南锣鼓巷及周边区域，但多了许多红点标记。
每个红点旁都有编号和简短说明：
-#1：1959年冬，陈玉梅在此借宿三日，教会房东女儿缝补术。
-#3：1960年春，李桂花在此分食半个窝头给流浪儿。
-#7：1962年秋，杨素芬在此墙缝塞入诗稿，三十年后被修墙工人发现。
-……
-#49：1971年清明，陈玉梅最后一次走出南锣鼓巷，步行四十里赴火车站，再未归来。
地图下方写着一行字：“足迹即诗行，行走即书写。”
落款是：阿?，2025年4月1日，于‘记忆共生林’植树现场。
我猛地站起，冲出门外。雨不知何时下了起来，细细密密，像无数人在耳边低语。我沿着地图上的红点一路走去，每一个地点都熟悉又陌生??那家如今改成奶茶店的老杂货铺，曾是她们换粮的据点；那个堆满共享单车的角落，曾有一口井，她们轮流打水洗衣；就连纪念馆对面那堵爬满藤蔓的墙，也曾贴过她们手抄的识字卡片。
走到第十三个点时，我停下脚步。这里曾是废弃马厩，现为社区图书馆。管理员听说我的来意，连忙从保险柜中取出一件藏品：一块巴掌大的木匾，漆皮剥落，依稀可见四个字??“女子学堂”。
“这是我们翻修时从地基里挖出来的。”他说，“当时所有人都不懂什么意思，直到看了你们馆的展览才明白……这是她们自己挂的牌子。”
我双手捧着木匾，雨水顺着指尖流下，像是洗去五十多年的尘埃。
回到纪念馆，我将木匾挂在正厅中央，下面摆上那瓶云南红土、纱布原稿、小绣花鞋与《第一课》日记本。七支蜡烛重新点燃，桃花瓣随风飘落，覆盖其上，宛如一场跨越时空的加冕礼。
深夜，我伏案整理今日所得，忽然听见轻微的“咔哒”声。抬头望去，供桌上的录音机自动启动，播放的并非陈玉梅的录音，而是一段全新的声音??稚嫩、清亮，带着笑意：
>“阿姨，我是昭昭。妈妈说我出生那天，窗外的桃树突然开了花。爸爸说，那是你回来了。
>
>我今天学会绣第一个字啦，是‘春’。老师夸我针脚整齐，像你小时候一样。
>
>等我长大，也要建一个纪念馆，专门收那些被人忘记的故事。
>
>到时候，我请你来做讲解员好不好？
>
>晚安，奶奶。”
录音结束，机器自动关机。
我望着那双蓝布鞋，轻声说：“好啊，奶奶等着那一天。”
窗外，雨停了。月亮破云而出，照亮满巷桃花。风穿过诗稿，沙沙作响，如同无数人在低语，又像一根无形的红线，正缓缓系向未来的某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