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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学会讲述，都是对遗忘的胜利。”
又过了半个月，一位自称“陈国栋侄孙”的年轻人来到驿站。他带来一台老式录音机和一盘磁带，说这是叔叔临终前交给父亲的遗物，嘱咐“三十年后方可播放”。
磁带内容是一段长达四十五分钟的独白，声音正是那位调查组负责人：
>“我们亲眼看见村庄变成坟场，狗吃人尸，孩子啃树皮……我们写下实情，以为能救人。可文件送上去，只换来一句‘政治不成熟’。我被贬去农场养猪，直到改革开放才平反。这些年，我一直在写回忆录，可出版社不敢出，家人劝我算了。现在我要走了，只想留下一句话：**当权力要求你说谎时，沉默也是共谋。**”
这段录音成为《光年2》的核心素材。影片上映当日，全国三十座城市自发组织露天放映，观众席上，有人举着灯牌，写着亲人的名字；有人默默献上一碗白米饭，插着一双筷子；还有退伍老兵整整齐齐地敬礼，说：“我们不该忘记，哪怕被当成麻烦。”
夏天来临时，国家档案馆悄然发布一批解密文件，涉及1950年代末部分地方灾情统计。虽未提及信阳，但承认“个别地区存在粮食短缺现象”。评论界称之为“半步之遥的承认”。
而在南锣鼓巷，记忆驿站正式注册为民办非营利机构，名称定为“春泥记忆中心”。墙上新增一面“讲述者之墙”，镌刻着每一位提供口述史料者的化名与编号。每逢周三晚上，这里都会举行小型分享会，年轻人围坐一圈，听幸存者后代讲那些课本从未记载的日子。
某个黄昏，大宝收到一封来自甘肃的挂号信。寄件人是一位牧羊人，信里夹着一块风干的馍片，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附言只有一句：
>“这是我奶奶留下的，她说，饿的时候，闻一闻就能撑住。现在我不怕说了，她叫张桂芳，死于1960年正月初八，享年四十三岁。”
大宝小心翼翼地将馍片放入“未亡人之匣”，与红领巾、军功章并列。然后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
>“饥饿不会遗传，但记忆可以。只要还有人愿意保存一块干粮、一句遗言、一次忏悔，我们就还没输。”
雨又下了起来。
这一次，大宝没有关窗。他坐在灯下，听着雨声，继续整理新到的三百七十二封来信。
他知道，这场跋涉仍远未结束。
但也不再是孤独的行走。